| [摘要]毛泽东对平社会等的追求和关注贯穿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使人民
论文关键词：第一次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初步实现了全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但毛泽东晚年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出现了错误理解,使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深入剖析其平等观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追求平等是毛泽东的理想，他一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可以说就是为实现平等而奋斗。无论是早年、中年还是晚年，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和关注始终是炽
烈的。他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初步实现了全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但毛泽东晚年对平等出现了错误理解，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和民族以及他本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深入剖析其平等观发展脉络，可以使我们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毛泽东平等观的发展脉络
（一）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的平等观
主要指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到1920年底期间的平等意识和平等思想，这个时期是毛泽东萌发平等意识并逐步形成平等观的时期。
1917年秋以前，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传统儒家经典的教育，圣贤豪杰创造历史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在1912年的中学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他赞扬商鞅是四千余年以来首屈一指的伟大政治家，却看不起民众，感叹“国民之愚”。而在同年9月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更加明确地表明只有那些“巨夫伟人”才是历史的代表，而其他芸芸众生只不过是这些代表者的“附属品”而已。
1917年秋至1919年，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不少西方近现代哲学、伦理学书籍，深受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也进一步广阔和丰富。毛泽东逐步从传统的圣贤救世思想中走出来，向张扬自我的个性主义思想转变，突出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其实质是批判奴性，在自主的基础上争取平等。首先，他开始质疑圣贤豪杰。他认为只要是人，总难免高卑并具、兽性人性兼备，所谓圣贤豪杰只不过是欺人之论而已。其次，突出自我的本体性。认为在人与宇宙的关系中，“我”是构成宇宙的基础，离“我”不成其为宇宙。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 从人与国家的关系看，“先有各人而后有国民，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再次，大力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与奴性。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中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是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 他对这种不觉醒、不奋起、任人宰割的奴隶思想充满了激愤，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溢于言表。毛泽东痛恨奴性，批判奴性，正是为了张扬个性，重建最起码、最基本的人性尊严。
1919年以后，走出校门的毛泽东，希望用“呼声革命”来反对强权。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封建军阀的强权，如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写道:“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也反对思想的强权，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说：“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主张通过 “呼声革命”来反对强权，实际上就是组织民众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等，他认为这是对付强权的有效办法。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善良愿望，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强权社会注定是要碰壁的。毛泽东还积极投身“湖南自治运动”，尝试实现政治平等。1920年9月3日，在长沙《大公报》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其二，在岳麓山建设新村，在上海、长沙组织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作社会平等的尝试。这样一种显然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平等实践，前后大约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于1920年6月前后不了了之。
（二）中年时期毛泽东的平等观
1920年12月—1949年10月是毛泽东平等观的成熟时期，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居于很高的地位。
1920年12月，毛泽东终于在“种种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奋斗坐标，那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旧中国的国情作了科学分析：第一，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第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状态下的中国社会，又是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政治地位极其低下，经济生活极端困苦。总而言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毛泽东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多次的侵略战争，强迫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赔款割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在中国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统治网，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它们的附庸，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人民承受的最大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封建主义也是中国社会落后、中国人民没有自由的主要根源。封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通过出租其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在政治上，劳动人民又为四大绳索捆绑，毫无自由可言。“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根深蒂固的封建剥削制度与帝国主义勾结成一张严实的罗网，极大加重了对劳动群众剥削的残酷性。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铲除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建立全新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这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不可分离。毛泽东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使中国最广大的贫苦农民、工人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社会愿望成为现实。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完整地提出了他的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除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不平等，实现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地位平等的思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广大劳动者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推翻这种人剥削人、不平等的社会从而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消灭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争取平等，追求平等理应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他追求社会平等的远大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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