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指出的是，教堂和寺观内的拥挤现象可能会激发路人的兴趣。在大连，我看到一些过路人被坐在教堂院子中的会众所吸引，靠近教堂大门一探究竟。会众往往会拿来板凳递给他们，并且把《圣经》或诗歌本递到他们眼前。这种友好举动会让一些旁观者愈益好奇，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样的好奇难免点燃他们灵性的复苏。我访谈过一位安徽的妇女，她曾经是工厂图书馆的管理员，有一天到合肥办事，偶然好看到一个教会在举行礼拜，她便怀着好奇心挤进门内观看。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哲学论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神的带领”，她最终皈信了基督教。不仅如此，她还成为她那个县城第一家基督教会的创办人，后来在全县发展了70多个教会。
我还在广州观察到人们排队等候基督教洗礼的现象。希望受洗的人必须参加两个月的学习班，认真填写一份申请表，如果笔试通过了，教会牧师还要进行面试，只有被认为合格了才会施洗。排队等候洗礼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有时是因为缺少有资格施洗的牧师，有时是当地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设定每年洗礼名额，因为如果基督教发展太快，这些干部就可能面临批评，或者失去晋升机会，结果，他们便或明或暗地为宗教信徒的增长设定配额指标小论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设置这样的障碍，结果是使得教会仅仅接纳最有宗教知识和最虔诚的信徒，从而减少了“搭便车”的现象（Iannaccone 1994 ）。这样挑选的教会成员对于传福音和事奉的热情很高哲学论文，结果是吸引更多的人皈依宗教。
宗教供给短缺
上述各类宗教现象都是由于宗教供给短缺所引起的。科尔奈认为，“需求过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痼疾。在宗教领域，计划经济式的政策和管制造成了长期的宗教短缺现象。
首先，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受到严格控制。自1979年以来虽然不断恢复开放或者新建了不少宗教场所，但是审批手续非常复杂。1991年的一份文件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的开放必须经过县级以上政府的批准（罗广武2001：436），到了1996年，审批权收归省级政府（罗广武 2001：540）。当然，究竟开放多少宗教活动场才能满足宗教信徒合理的宗教生活需求，这很难确定。不过，有两个比例可以用作参照。根据1997年的《中国宗教自由白皮书》提供的数字，当时中国总共有8.5万宗教活动场所，相对于13亿人口来说，平均每十万人有6.5个宗教活动场所。美国总人口大约3亿，有大约35万宗教活动场所，平均每十万人口有117个宗教活动场所（Hadaway and Marler 2005）。换一种方式来说，在中国，平均每1.5万人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哲学论文，而美国平均每857人就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即使承认中国人宗教性较低，但是18倍的反差，至少间接说明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宗教场所供给短缺问题。再以中国自身做比较。1948年北京有400余座寺庙，72所基督教会，65家天主教教堂，46 个穆斯林清真寺和65座道观小论文。2002年，所有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放的寺观、清真寺、教堂总数为107个，其中在市区只有佛寺5座，基督教堂5所，天主教堂5所。在上海， 1949年有基督教会280所，佛寺1950座，天主教堂392座，道观236座，清真寺19座（齐1991；罗1992），在2006年的一个会议上，上海市宗教管理负责人说，截至到2005年底哲学论文，上海共有宗教活动场所375处，其中85座寺庙，15座道观，7座清真寺，104座天主教教堂和164座基督教教堂。显然，这些远远低于建国前各宗教的活动场所数量。而且，中国人口已经增长了将近三倍，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人口增长更多。宗教场所供给短缺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神职人员的数量及其培养受到严格控制。截至1995年，全国共有佛学院32所，道学院2所，伊斯兰教经学院9所，天主教神哲学院31所和基督教神学院17所。这些院校一般只能招收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学生，招生名额和招生条件都有严格限制。没有政府的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办神学院或佛学院（罗广武2001：392）。神职人员的数量一直处于短缺状态。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天主教神父和修女的数量从1982年3400人增长到1995年的4300人，基督教牧师从5900人增长到18000人，穆斯林阿訇从20000人增长到40000人哲学论文，佛教和尚和尼姑从27000增长到200000人，道教的道长和道姑从2600人增长到25700人。增长速度虽然非常可观，但是同期普通信徒的增长速度是更快的，信徒与神职人员的比例严重不平衡。1995年每930位天主教友有一位神父或修女，一位基督教牧师要牧养556位基督教徒，每450位穆斯林中有一位阿訇。实际上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信徒实际人数更多，而许多神职人员已经是老弱病残，难以承担工作。
第三，宗教经典、宗教书刊及其它文字材料的出版发行受到严格控制。1988年的一份宗教局和公安局联合文件强调：“基督教的经典、书刊，由基督教团体按国家出版法规的规定，经省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印刷和发行，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编印、经售、散发基督教经典、书刊和宣传品”（罗广武2001：392）小论文。位于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印制了上千万册的基督教《圣经》，但是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垄断了整个市场，其发行渠道也只能通过政府批准的三自爱国委员会系统。
宗教供给的方方面面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由于需求大于供给，市场动力迫使很多管制措施难以执行哲学论文，结果出现很多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出现很多“自封传道人”和“假和尚”。宗教供给短缺造成了宗教的黑色市场和灰色市场与红色市场并存的局面（杨凤岗2006）。
总结与探讨
中国的宗教实际状况表明，宗教需求并不是稳定不变的。“文革”期间消灭宗教的努力失败了，改革开放以来抑制宗教的政策也失效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宗教需求从冬眠状态苏醒过来。与很多消费品市场一样，面对需求过剩状况，管理者有三种应对方式可以选择。
第一种方式是降低需求，比如通过宣传教育，降低人们对于宗教的渴望。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客观因素造成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宗教需求，致使无神论宣传效果不佳。除非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回复到“文革”状况，降低需求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种方式是提高价格，提高皈依宗教的代价或成本，比如迫使皈依者付出更高的政治代价（升迁和职业）、经济代价（工资收入）、社会代价（名誉尊严）等。不过，宗教信仰自由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党和政府推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如果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宗教政策时出现违法嫌疑哲学论文，受到影响的公民可能会诉诸法律，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会监督和批评，提高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成本，也可能对于引进资金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工作单位失去了很多社会控制功能，民众对于持有宗教信仰的人实际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宽容、接纳、理解、甚至欣赏。
第三种方式是增加宗教供给。其实，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调整，不仅允许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和新建，甚至采取措施鼓励某些宗教的发展，比如主办世界佛教论坛和国际道德经论坛。上海统战部和民族宗教委员会联合组织了一项关于宗教场所和宗教信徒的调查研究，目的是对于宗教场所做出布局合理。这显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措施。不过，如果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正确的话，计划的结果不可能解决需求过剩的问题，只会导致供给短缺的制度化和长期化。在上海，政府批准的教堂和寺庙依旧非常拥挤，未经政府登记的地下教会和私庙依旧存在。
总之，除非宗教政策出现根本性调整，宗教供给短缺现象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