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有人会质疑“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的有效性，这种跨文化问卷调查中所问的问题是否准确翻译成了中文？有些宗教术语是否能够准确翻译？不过，即使存在翻译问题，这也不能支持中国人原本就没有宗教的观点。“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1995年的数据包括了台湾样本。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对于同样的问题，台湾人与大陆人的回答非常不同，台湾人的回答总体上接近整个数据中的平均值（见表一右列）。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巨大差异，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方法论问题，也令文化差异论难以维系。真正的差异不是文化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小论文。
也许，有些中国大陆的被采访者不愿意承认他们对宗教的真实看法，因为宗教仍属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敏感话题，社会环境也可能让持有宗教信仰者有所顾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更加说明社会和政治因素抑制了宗教需求以及宗教需求的表达。
宗教被迫替代
与世界上所有马列主义政党一样（Hollander 1982），中国共产党希望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哲学论文，并且取得相当的成效。“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在马列宁主义政权下，许多忠诚的共产党活动家和普通公民将马克思主义教导当作似乎是一种由神圣戒律组成的宗教。马克思主义作为个人和集体行为的准则，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要，提供了超验的指导，并且规范了伦理目标”（Luke 1987：114）。有些学者干脆就将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来研究，称之为公民宗教（Luke 1987）或政治宗教（Zuo 1991；Burleigh 2000）。然而，给共产主义贴上宗教标签，这至少是具有争议的（Shorten 2002）。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信仰。既然如此，更恰当的方式是将共产主义称作它自己所认为的东西——一种宗教替代品。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支柱是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原则上只吸收经过考验的人，并且需要郑重宣誓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和献身。党团员要定期交纳党费和团费，过组织生活，即由基层党团组织定期组织的学习和生活会。据新华社公布的资料显示，在2003年底，全国有68,232,000名共产党员，3,331,000个党支部，71,070,000名共青团员哲学论文，2,983,000个团支部，130,000,000名少先队员，15,530,000名少先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总和是269,302,000，是总人口的20.7%，这比任何一个制度性宗教的信徒都要多。
可能有些人对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宣传效果表示怀疑，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时代失去了魅力。然而，根据2000年“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见表一），这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小论文。根据个人生活中的体验和观察，我倾向于认为至少有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是真诚的信仰者，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替代了宗教。
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信仰选项，不然就只能选择什么都不信或只相信自己。这种情况被科尔奈称作被迫替代：“被迫替代对于理解短缺症状来说具有重要角色，应该把它与自愿替代区别开来。如果一个消费者要在A和B两种物品中选择一种，而这两种物品基本可以互相替代哲学论文，而且两种物品都有供应，那么，如果因为她的品味改变或者两个物品的相对价格改变，她改换二者之中的另一种物品（用B取代A），这种替代可以认为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她是因为A物品不存在而买了B物品，那么这种替代就是被迫性的”（科尔奈1992：230-231）。
在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人中，绝大部分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完全没有接触到宗教。1979年以后，尽管有些宗教场所得到恢复开放，但是因为数量有限，多数人仍然没有机会接触了解。即便有人与宗教信徒发生了接触，但是由于接受了无神论思想，一般都只记得反宗教话语，缺乏宗教常识，因此很难跟信徒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也难以理解宗教符号和仪式的含义。由于对于僧侣只有负面观念，即使想要表达善意，人们也往往不知道如何适当称呼一位神职人员。
宗教另类替代
替代品也有种类的不同。科尔奈说：“顾客放弃她的最初购买意愿哲学论文，选择购买多多少少可以算是替代品的其他东西，这也许是个近似的替代品，比如说，没有牛肉，而是另外一种肉，或者是相差较大的替代品，比如说是冷冻肉或罐头肉，甚至是相差更大的替代品：任何食品都可以”（Kornai 1992：230）。
其实，生活本身是超越市场交易的。与其被迫接受某一种替代品，有些个人可能会到市场之外去寻找。比如说，当商店里没有牛肉也没有其他任何肉时，与其变成一个素食者，那位购物者也许决定自己去打猎，或者捕捉昆虫来吃。同理，有些人信奉共产主义，安心食素。另外一些人则会另辟蹊径，发现一些没有宗教之名但有宗教之实的另类替代品小论文。
“文革”期间，宗教替代品的主要形式是对于毛主席的崇拜。毛主席被神化为“人民的大救星”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人们面对毛主席像唱赞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哲学论文，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对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信仰转变成对于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这虽然颇具讽刺意味，但是用短缺经济学理论来看，则不难理解。在那种政治环境种，只有以这种领袖崇拜的形式人们才能合法地宣泄宗教性的情感和满足宗教性的需求，这是在传统宗教遭受禁止和压抑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个人崇拜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通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苏联出了列宁和斯大林，南斯拉夫出了铁托，古巴出了卡斯特罗，越南出了胡志明，朝鲜出了金日成。领袖崇拜的深层根源，是人们需要宗教体验和宗教情感的宣泄，这种宗教需要会达到不拘表面形式的地步。
毛主席崇拜消退以后，气功成为主要的另类替代品。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兴盛一时的门派气功，虽然高举人体科学旗帜哲学论文，但大多数具有宗教特征：第一，采用佛教或道教的观念提供一套功法理论。第二，气功大师宣称是某个宗脉的传人。第三，气功练习中普遍包括偶像观想、打坐、念咒、念经等传统宗教行为。这样的宗教替代品包含对于超自然的信仰。当人们不愿意接受被迫替代品时，各种形式的准宗教便成为很多人自发自愿的另类替代品。随着制度化宗教变得更易接触，则会有很多另类替代品实践者皈依制度性宗教，这样的例证很多。
宗教需求的苏醒
宗教需求被抑制并不等于被根除，可能只是暂时处于休眠状态，一旦有了适当的环境，就会苏醒过来（图一中的虚线）小论文。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这种灵性的复苏。例如，198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描写了一位往日的红卫兵被科学、历史、人性问题所困扰，在泰山脚下偶遇一位和尚，引发出一番发人深省的对话。这部当时具有争议的小说让读者们意识到，被嘲笑而且退出了公众视野的僧侣或许能够提供对于高深问题的睿智答案。在1990年代，曾经当过红卫兵的作家张承志发表了《心灵史》，借此重拾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认同。高行健的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也显示出主人公对于似隐似现的神秘灵性寻求，只是往往在无望中徘徊挣扎，始终没有找到灵性归属。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论文，许多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在探索灵性问题，试图寻找宗教答案，包括作家（Li 1996），诗人（Yeh 1996），画家（Cai 2002）及学者（Yang 2004）。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灵性复苏的时代。
我所认识的一位老人可以说是宗教需求从被压抑到苏醒的一个典型例证。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期间，1984年认识了牛述光先生， 当时他是一位退休工人，却到南开大学为研究生义务教授希腊文。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他给了我一摞抄写在复写纸上的文章，是他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读书笔记。通过多次交谈得知，他在1949年前后是一位颇为知名的基督教牧师，1950年代末因为信仰而被关进监狱，出狱以后成为一名工人。从监狱到工厂，他非常认真地阅读了《马恩列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宣布自己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社会主义新人。那时，当天津的基督教教堂恢复开放时，牛先生还严词批评了他们的迷信做法。种种迹象让我相信他的读书笔记和批评言论都是发自内心的。不过哲学论文，1980年代是个裂变的时代，人与事都处在急剧变化之中。仅仅一两年之后，牛先生接受了基督教燕京神学院的一个教师职位小论文。几年后我到神学院拜访他时，他对自己重新拾起的基督教信仰显得非常坦然。无论是信奉无神论还是回归基督教，他都表现出真诚无伪，在我看来，是个宗教需要从被抑制到苏醒的一个典型。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跟他一样，走过类似的心路历程。
宗教寻求者
在今日中国，教堂和庙观过分拥挤是一个普遍现象。仅以我自己的观察所及，看到北京每个教堂都有多堂主日崇拜，而且需要在过道上增加临时的折叠小凳，并且在副堂里安装闭路电视直拨主堂的崇拜，以便不能进入主堂的人参与礼拜。在广州，看到青年聚会总是爆满，夏日高温之中仍有人不得不站在门外参与礼拜。在西南山城四川南充，本可容纳400人的破旧木屋每个星期天三次挤进600人参与礼拜。在北方滨城大连，教堂每周都要有几场礼拜，每场都挤满了人哲学论文，本可坐4人的长椅常常有6个人挤坐一起，排排长椅之间的距离比飞机经济舱的空间还要窄小，人们需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教堂才会得到这样一个座位，按时到达的人只能坐在院子里的塑料小凳上，从大喇叭中听唱诗和讲道。
过于拥挤的状况并不仅限于基督教堂，有些佛寺和道观也有类似情况。据中国旅游局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2004年春节一天，位于重庆的华岩寺接待香客4万多人，杭州的灵隐寺接待4.5万多人。在上海，除夕夜有大约15.1万人到佛寺道观抢烧头香。北京的白云观春节期间六天之内卖了60万张门票。当然，节庆期间去寺庙道观未必就是宗教行为，但是选择去庙观而非走亲访友，至少部分表明这些人所看重的是什么。即使有些人是被亲友拉去看热闹的（Chau 2006），但是这样的宗教环境和氛围也可能刺激起人们对于宗教的兴趣。
参加寺庙和教堂活动的人并不都是宗教信徒，其中很多是宗教寻求者。2000年夏天我顺路走访深圳，一个朋友陪我参加了一个教会的青年聚会小论文。那是一个湿热的星期五，下午开始下起瓢泼大雨。聚会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车间的三楼举行。看到那样的天气和聚会地点，我以为不会有很多人参加哲学论文，但是当我走入简陋但宽敞的房间时，惊奇地看到竟然有200多青年人聚集在那里。在牧师办公室，仅在聚会开始前的15分钟之内，牧师就接听了三个电话，都是询问到教会聚会的路线及相关信息。聚会结束后，一些第一次来的人来到办公室试图向牧师请教问题，但是牧师实在无暇回答这么多人的每个问题。有些新来的人购买了一些书籍，在离开前特别告诉牧师说，他们将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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