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制度不断创新的30年，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的30年。在制度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互动关系中，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在当代中国，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支撑力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科学指南。
论文关键词：]制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制度变革、创新的30年。制度创新不仅表现为正式的、器物层面上的制度建设，还表现为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法理精神、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软性系统所构成的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制度与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促使社会变迁与发展。因此，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建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同样重要。在当代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作为现实基础，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难以形成的。反之，没有随着实践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提供科学指导和理论支撑，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也难以成功。
一、制度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互动关系
在人类社会规范系统中，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在协调、处理人与人及人与社会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如果缺乏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依据；社会形态如果缺乏制度，不仅意识形态不能发挥作用，就是社会形态的继续存在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制度与意识形态呈现出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一) 制度与意识形态相互依存
人类最初的行为是一种自发自愿的自我约束，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习惯、习俗。这种习惯习俗起源于生产劳动和实际生活，来自于社会成员的自发意识，它们凝结了有关特定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秉性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信息集合，并通过一系列普遍认同的价值符号的特定结合，来“指导”其社会秩序的合理性。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①] 可以认为，习惯与习俗中的价值判断与要求凝结成道德信仰等意识理念，具体的行为规范条文化、系统化后便成为了制度。
制度的道德、价值源于制度的内在特征。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仑认为：制度是由于人的生物性而产生的社会习惯，“一种自然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人广泛接受，这种习俗已经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在生理学中的对应物，类似于各种习惯性的上瘾”。[②] “上瘾”就是凡勃仑强调的制度内在性与人的行为的内在契合。由于制度设计和安排与人及人的道德意识觉悟密不能分，因而既是人的意识(思想)理念的外化，又是其内在机理的体现。
正因如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把制度区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诺斯指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③]据此可定义，正式制度是人们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政治论文，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而非正式制度规则主要包含了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这些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在社会舆论或社会成员自律等非强制力的“软约束”的作用下实施的。意识形态作为其中的一种，与其他非正式制度因素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意识形态是种种社会制度之魂，而制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载体。作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关系的规范来确定一定时期社会的合理秩序，使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体现自我并获得权力与权益保障，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功能具有同质性，所以相互依赖与包容。
(二) 制度与意识形态相互支撑
如果说社会制度是由人们社会博弈的秩序和约束人们博弈的规则组成，意识形态则是指导人们如何进行博弈的知识、信息和原理的体系。无论是实现两者的功能，抑或是各自的发展，都离不开相互的支持。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中都是相互支撑与促进的。
1.意识形态是制度的基础依托和决定因素
第一，意识形态是制度形成和确立的价值根基。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在演变出来的习惯、道德等，它是制度的基础。制度体现的不仅是规则，还包括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理念。这种意识理念包含着一系列被社会成员认同的基本价值，而制度规则所体现出来的则是这种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特定的价值理念是产生特定制度的思想先导。理念不同，制度也就不同。牢固并有着广泛社会认同的制度取决于有效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论文下载。
第二，意识形态为制度的安排提供义理性辩护和精神支持。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一样，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既没有无意识形态内涵或价值导向的制度和体制，也没有无制度和体制支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历史实践表明，制度如果不以体现公平、公正、正义的符合共同体中大多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理念作为指导原则，它就难以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难以真正长久地贯彻下去。意识形态对制度是否合乎义理的指导确认功能，可凝聚共同体成员对制度的信念和对社会未来的信心，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意识形态为制度运行带来效率。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而“搭便车”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诺斯在他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中引入意识形态概念，他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在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变迁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解决“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使涉及制度变迁的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简单地、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行事”①，进而使已经做出的新制度变迁决策能够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得到有效实施，从而提高制度运行的管理效率。
2.制度是意识形态的逻辑展现和功能保障
第一，制度对意识形态具有巩固与调节作用。意识形态是特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表达，并通过设定一系列制度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说，制度对群体内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构成的意识形态形成保护作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实现。制度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模式，是能够巩固群体成员意识形态和调节由其引致的行为的一种具有约束效果的规则和规范的集合。
第二，制度对意识形态的导向具有保障作用。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带来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及分化，从而导致利益冲突。此时意识形态所包含所主导的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并不能保证社会群体在发生利益等纠纷时能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是非标准和解决矛盾的共同尺度，不能保证个体在理想道德信仰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对立时仍然坚持道德信仰。面对刚性的利益关系，需要将意识形态体现的道德价值观和现时的各种具体的制度结合起来，使其具体化为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可操作的规范，以及普遍的、强制的约束人们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通过制度对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与平衡、公平与公正的判定，使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从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第三，制度对意识形态具有形塑作用。人们从事一定活动的前提依据是以现实生活中接受的观念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人们坚持什么样的利益观，以何种信仰意念和方式去从事社会实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接受的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在观察与体验客观世界时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体验与其观念不相符合时，便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种特点会造成社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制度蕴含的特定价值原则，能体现出伦理的内在要求，因而它对个体的观念与品行具有较强的形塑功能。制度所建立的规范和行事程序，会促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长期以往，就会凝聚成群体大多成员的“共同认同”的意识形态。因而制度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指导作用。
(三)制度创新与意识形态建设相互促进
制度创新原本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其他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团体的制度创新含义中。制度创新明确旨意是正向、积极、进步和有绩效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向现存制度提出的革新要求，是对社会规范体系进行重新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社会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制度创新是制度主体以新的观念为指导，通过制定新的行为规范，调整主体间的权利平等关系，为实现新的价值和理想的目标而自主地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制度创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惯例的进步，可改善个人、组织与其外部环境，促使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更大的提高；制度创新为人们描绘的文明愿景，能够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将自身的意识观念调整更新到新的制度环境中去，以巩固社会成员认同的意识形态内容，确保社会成员的团结和谐与行动一致，投入到制度创新的活动中去。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