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2007年财经蓝皮书《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5——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指出：“2005年中国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据学者杨玉华：“中国2004年服务业只占总就业的30.6%，低于2000年世界平均45%的水平约14.4个百分点。”又据学者陆学艺：“中国2007年总就业劳动力增加到76900万人，三产就业劳动力24917万人，占32.4%。”
这说明，如果中国的服务业所吸收的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能够从2005年的31.4%提高到200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5%）。按2007年的总就业劳动力76900万人计，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达到1亿766万。
二是，城市化和服务业滞后的制度障碍。尽管中国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第二大贸易强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而且根据世界银行，中国人均收入也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城市化和服务业都迟迟难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一点只要和一些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较早的国家相比，就清楚了。据学者谢九的调查：“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3]
中国服务业的滞后主要根源于城市化的滞后，而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制度障碍是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理由如下：
中国的城市化虽然因为可以廉价获得农民土地，廉价获得中西部的劳动力而不需为他们的长期定居付出代价，因而使城市化的硬件部分进展很快，在基础设施的兴建上后来居上。但从长远看，这种城市化模式只适用于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样没有农业部门和农村人口的地区。推行这种城市化模式也失去了城市化的真谛。
以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政策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虽使中国能源源不断地汲取农村的低廉劳力、土地（原料和环境），但广大中西部，特别是农村人口并不能平等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荣，造成内需的相对萎缩。
城市土地的供应走的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思路。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已有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大只能来源于土地指标的获得，而不是市场引导的结果。新城市几乎不可能产生，即使产生了，也绝不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并没有强大集聚效应和区位优势的城市却照样因得到土地指标而人为扩大。根据复旦大学陆铭的最近研究，这种土地配置方式使中国丧失相当部分的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
同时，这种配置土地的模式使一般的土地开发商只能拿到成本很高的土地、加上政府又制定了不合国情的较高的城市建筑容积率和较低的建筑密度标准，因而民间是不可能主动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
现在建成的楼盘和愿意在城市中定居的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严重脱节。例如，到2008年中国累计已有将近2亿平方米的楼盘，相当于两个老上海的建成面积，由于房型和价格远远超过民工乃至一般中下阶层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成了空置楼盘。
世界上的一般规律都是城市的人口扩张远远快于城市住房面积的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延伸，造成对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持久的需求，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大量的资金、土地、钢铁、水泥和活劳动虽然转化成了住房和基础设施，却无法转化成可以良性循环的财富，也无法用来转化农村人口，自然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
上海从1842年开埠到1949年的100多年时间中完成建成面积100平方公里多一点，但由于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人口从几十万增加到将近600万，迅速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航运、商业中心、文化、出版和电影娱乐中心，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对国家财政贡献最大的经济中心。无论是以每平方公里的产值，还是每平方公里的就业计，其效率之高是无可置疑的。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在土地的使用上效率很低。据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的数据，建成区面积2007年相对1990年提高175%，而城市化率仅提高70.16%。很多小区的规划追求的是大、洋、全、贵，违反中国人多、收入低、急需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多的国情。
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或征用后，所拿到的补偿并不基于土地的市场价格，而是基于土地作为农地所能带来的十分有限的现金流的现值，加上对地面附加物的一些补偿。这些补偿远远低于同类土地在土地市场上的公平市价。这样微薄的补偿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些无地农民接下来就要生活在物价昂贵的城市中，他们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又极难使他们在城市中具有较强的谋生能力。失地农民的困难处境自然大大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使城市变得富丽堂皇的资金和土地虽然来源于农民，却并没有加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据张立和贾治堂的研究，中国耕地面积仅到2004年为止的近7年内便减少了1亿亩，相当于两个台湾，或670个1950年代初的上海市区面积。以当年的上海人口600万计，并以低于当年上海市区土地容积率一半计算，1亿亩可以容纳20亿左右人口。 5/8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