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有序的协商。在“温岭模式”中，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序的政治参与。例如，在2001年6月22日温岭市牧屿镇政府召开“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中，有100多位自愿前来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就镇政府提出的方案提出了35条意见和建议，其中17条被采纳，原方案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2002年8月11日温岭市温峤镇政府召开“江厦学区校网调整民主恳谈会”中，镇政府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考虑，建议将青屿中学撤并到江厦中学，但遭到了青屿片群众的强烈反对；在2005年7月27日温岭市新河镇在人代会期间所召开民主恳谈会，与会的90名镇人大代表和193名群众就镇政府的预算方案与镇政府进行了对话和质询，并提出了缩减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教育投入等18个问题。之后，政府调整了包括缩减行政管理费25万在内的9个项目，增减的资金合计237万元。修改后的财政预算在第二天的人大代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而在“蕉岭模式”中，也是如此。但是，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摊贩们却呈现出“一袋马铃薯”，没有合作精神，[⑦]没有体现出一致的诉求。他们的协商更显得一种无序状态。更多的人是在于等着搭便车。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跟这个菜市场的人员成分有关。首先，菜市场的从业人员少部分为来自不同地市、乃至不同省份的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素质不高之外，他们也甚少往来。其二在于该菜市场中的大部分从业人员为当地东合村八组的村民。由于承包商规定了本村村民的月租金仅须支付一半即可。这样一来，他们所须缴付的租金与整体摊贩所寻求的目标相差不大，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因此，这一部分摊贩没有热情去跟承包商讨价还价。毕竟他们还可以每年从金三角农贸市场的发包中得到分红。[⑧]如此，又何必与承包商、与村民失了和气。
第三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外界力量的介入。在“温岭模式”中，我们看见一些国外的政治学者以及国内的一些最优秀的政治学者的热情参与，例如澳大利亚的何包钢教授。在关于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研究问题上，何包钢教授的研究团队采用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结合村庄的民主恳谈会，为他们设计更具体和细密的程序、民意测验办法，并提供许多建议。在“蕉岭模式”中，我们除了看见政治学界的参与之外，还有媒体。由《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南农实验”课题组所推进的“提高农民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实验项目与当地基层政府推进的“加强农村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相结合，改变了当地农村的“政治生态”。然而，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笔者同样是采用参与式研究方法，但是，笔者的参与仅限于每天菜市场的采购行为之余与摊贩们的交谈，以及略为提及一些建议，并无意于向“温岭模式”与“蕉岭模式”中的学者们那样，置身其中。缘由即在于观察农民是否有自发组织协商的能力，同时也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那怕协商成功，也仅仅再增加一个所谓的“温岭”或“蕉岭”而已，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仍有如九牛一毛。而置身事外则可以管窥协商民主进程之困境。所以，摊贩们通过学生们问笔者是否有意于问他们“喊冤”时，笔者笑而摇头拒绝。
综上，在这三个事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从主体的角度来说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从路径来说它应该是有序的协商；从参与的角度来说，离不开外界力量的加盟。否则，当前的农村可能依旧是“王权不下县”的现状。随着农村社会资本的流失，协商政治在农村地区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协商何以可能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重构国家治理制度。如果说前30年国家转型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毕业论文的格式，在未来30年，这个重点应是国家建设。[6](P14)诚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一是国家能力，二是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重新界定它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国家必须是有能力的。同时，也同样重要地，这个有能力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负责的。“如果国家缺乏监督民主决策制定并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没有任何民主能够运作。”[7](P15)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质也就是使国家制度通过民主化逐步实现社会化政治，其基本发展道路就是：国家实现“人民宪法”，政党（通过共产党）实施“依法执政”，社会发展“基层自治”。[8](P353)具体而言，也即：围绕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宪政”，国家权力要以人民为本；围绕党的领导实施“依法执政”，创新民主化、法制化的领导方式；围绕社会政治发展拓宽“基层群众自治”，国家把基层权力还原于社会，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这就是推行“新型社会民主”，进行政治革新的重要历史任务。[8](P391)因此，不仅仅是在国家的上层政治生活，如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践行协商政治，在当前的基层政治或者底层政治中也应该践行协商民主，以弥补直接民主的不足。事实上，底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推行也有利于弥补当前有序扩大政治参与后参政渠道。那么，协商民主何以可能呢？
其一，转变政府角色。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在利益分化的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必然要发生转换，切实履行起协调利益关系、缓解利益矛盾的职能。因为，政府职能的每一次调整，实际上都会对社会的利益分配发挥实质性的影响论文格式模板。[9](P93)东西部经济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尤其是在西部底层农村治理当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才能够有效与参与市场，与资本博弈，这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换言之，市场必须管制。因为农民在资本面前囿于二者之间的差别而没有协商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比较弱。因为，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⑨]、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⑩]以及个人为政治目的使用其资源于不同方面的差别使得不同的个体、不同的阶层对政治所施加的影响力存在着量的差别。[10]（P47-48）这种差别将会衍生出两种不平等的类型。一种是累积性不平等，另外一种则是弥散性不平等。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完全是累积性的。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弥散性的。弥散并不意味着平等。在一个完全弥散性不平等的体系中，不平等可能会涉及每一种政治资源。不过，累积性不平等同弥散性不平等有着重大的差异，因为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10](P96) 就农村地区而言，还是以本文所探讨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为例，无论是东合村八组的农民还是外来摊贩，他们之间可谓是一种弥散性的不平等，然而，相对于承包商而言，他们更处于一种累积性的不平等体系之中。倘若不对累积性不平等作出管制，资本将肆意横行。因为资本获利的冲动以及资本所处的情势将会引起政治资源使用的差异，进而引起权力的差异，最终使得资本所获取的权力远远大于一盘散沙式的农民所获得的权力。
其二，合理的协商政治制度设计。设置鼓励协商、谈判、寻找不同选择和谋求互利方案的体制，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尽可能增加了和平调解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设置严格抑止这类活动的体制，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暴力的可能性。而设置类似的协商机制，那就意味着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论认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首先，普通公民要有需要参与的公共事务；其次，公民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其中包括制定计划，掌握、判断行动规则的能力，在具体情况下，运动这一计划、规则的能力和清除表达思想以及与人讲道理的能力；第三，社会有允许公民参与的政治机制毕业论文的格式，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的有效运作。[11]（P61）这仅仅是从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来谈扩大政治参与。若是专注于局部的协商民主。这几个条件必然一一具备。公民参与政治乃事关利益。当自身的民生与政治相连，普通公民岂有不过问之理？且人都为理性之人，必然会算计自身利益，其参政之能力也不容置疑。唯独须注意的，即为制度设计。如果设计出合适的制度安排，这才是协商民主在底层治理推行成败的关键所在。
其三，宏观控制与微观放开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应该注意区分和处理“宏观控制”和“微观放开”的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策略问题。国家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即表明了多让各级基层政府、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在宏观政治的调控下，积极主动地发展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管理，发挥微观政治的活力。[8](P400)因此，协商政治应把握“基础在民，关键在党，施政在法”[8](P402)的原则，政治动员要适度、依法；政治结社要规范；政治表达要宽容，公民意识要强化，使得协商常态化，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方面的统一。这样，协商政治才能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改进与创新，为民主政治寻找和确定新的生长空间，促进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实现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总目标。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而进入到了政治学者所谓的“经济发展黄金期”与“社会发展矛盾凸显期”。而2010年则有望超过4000美元，在未来的“十二五”期间，这一数字还进一步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12]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中国进入了一个“风险共生”阶段，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和当前中国结构转型以及体制转轨所来带的风险共时性地呈现着，彰显着社会风险的严重性，潜在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面对社会风险的潜在性以及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我们也就应该抛弃被动的“维稳”思路，而代之“创稳”策略，通过推动协商民主建设来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之路，“标本兼治”夯实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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