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传递成本、空间非一体化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变*。阐明空间非一体化的机理及其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城市经济结构转变趋势：特征性事实。
论文关键词：传递成本，空间非一体化，经济结构转变
一、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运输、通信领域关键技术的进步龙源期刊，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的来临，厂商的生产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也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厂商组织形式是将总部和生产部门置于同一个城市，也就是所谓的空间一体化（Spatially Integrated）。然而，在过去几十年，大量厂商选择将总部、研发等非制造环节置于少数核心城市而将生产部门置于外围中小城市，这就是所谓的空间非一体化（Spatially multi-location）（Gilles Duranton and Diego Puga，2005)[1]。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利用自身的区位、政策等优势，通过承接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使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迅速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平台。但近年来，聚集于大城市的制造业表现出向外围城市转移的明显趋势。于此同时，总部、研发等非制造环节逐渐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大量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以及一些较大规模的本土企业总部集聚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本文试图解释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原因，以及空间非一体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对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集聚趋势进行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第四部分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原因及空间非一体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理论解释，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涵义。
二、文献综述
在大量有关空间非一体化的理论文献中，Helpman (1984)[2] 、Markusen (1984)[3]与Markusen(1995)[4] 等最先探讨有关跨国公司如何选择生产地点的问题，这类文献把厂商经营环境看作外生，并未考虑厂商生产地点的选择事实上也会对经营环境产生影响。Davis(2001)具体研究了生产地点选择与产品销售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最终产品和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对生产地点选择的影响[5]。Ota和Fujita（1993）则考虑厂商各部门在同一个城市内的地点选择问题，他认为厂商通过选择各部门在城市内的分布影响了城市的产业布局，该模型有助于理解城市中心与郊区的不同[6]。GillesDuranton 和Diego Puga(2005)将Ota和Fujita的结论加以扩展，讨论厂商空间非一体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龙源期刊，该模型说明了厂商将总部、研发等非制造部门置于少数核心城市，而将产品生产部门置于外围城市的发生机制，他们认为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下降是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关键原因[1]。经验研究方面，Franz-JosefBade et al.(2004)等利用德国9种类型城市的就业数据研究发现，随着传递成本（Transmission Costs）的不断降低，城市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集聚在中心城市，而生产部门则集聚在外围城市[7]。Klaus Desmet and Maral Fafchamps(2006)通过分析美国1972－2000年不同规模城市就业结构的变化，发现制造业有向边远的外围城市扩散的趋势，而服务业则向中心城市集聚[8]。Vanessa Stranss-Kahu and XavierVies(2009)用美国30000个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了1996－2001年间美国公司总部分布的变化趋势，发现总部有明显的向交通设施完善、公司税赋低、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9]。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多从行业视角探讨经济集聚问题，如李国平和范红忠(2003)[10]、范剑勇(2004)[11]、金煜等（2006)[12]、樊福卓(2009)[13]等对我国地区工业集聚及工业专业化的研究，黄雯和陈大中（2006)[14]、杨向阳等（2009)[15]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的研究，这些文献都隐含一个前提假设，即行业内的厂商是空间一体化的。但事实上，厂商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重大变化，总部与生产部门的分离对城市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中，研究长三角各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的较多(晨海和樊福卓,2004；梁琦和詹亦军，2006；杨向阳和童馨乐，2009)[16][17][18],这类文献应用不同的测度方法，发现我国经济活动的地区集聚趋势明显，尤其是东部发达省份集聚了大量工业，上海等核心城市集聚了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但都没有对这种空间非一体化的变化趋势给出理论解释。陈建军等（2009）的研究与本文的主题比较接近龙源期刊，他们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与发展趋势，但他们忽视或没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生产部门也在向外围城市集聚，因此仅仅解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并不能完整理解发生在中国的空间非一体化现象[19]。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聚而产品制造环节向外围城市扩散的内在机理。本文借鉴Gilles Duranton 和Diego Puga(2005)的研究思路，但与他们的研究不同的是，在解释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原因时，不仅考虑总部成本的因素，也考虑生产部门成本的因素，因此本文的结论可能更符合现实。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集聚趋势进行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然后借鉴Gilles Duranton 和Diego Puga(2005)的模型并加以扩展，对空间非一体化的原因及空间一体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三、城市经济结构转变趋势：特征性事实
（一）统计指标的说明
由于我们无法获得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因此本文用就业在行业间的分布来衡量城市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借鉴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等产业集聚测度方法，本部分我们构造了一个统计指标来考查不同层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集聚程度及其发展趋势：
其中， 是城市 年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 代表 城市年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 代表年全国城市平均水平， 衡量了城市年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 是城市年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 代表城市年制造业从业人员， 代表年全国平均水平， 衡量了城市年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如果 随着增大而逐渐增大，则说明城市发生了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反之则说明发生制造业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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