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民生政治的人类学考察—以百色市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为例

论文导读:：民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努力保民生促发展。笔者以参与式研究方法通过对西部地区一个农贸市场在特定时空框架下的改造过程进行跟踪调查，将其与我国东部浙江省的“温岭模式”、广东省的“蕉岭模式”进行比较，剖析我国东西部协商政治何以有差，进而探讨我国协商民主在中国底层社会治理中何以可能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协商民主，民生政治，温岭模式，蕉岭模式，百色，金融危机
 

一、民生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也即老百姓关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计问题。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经济

问题。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毕竟，民生问题与社会和谐有序、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外一些经验研究证明，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惊人的全球性经济成长是产生第三波民主的动力。^[1](P375)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条过渡带的国家中，这种“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民主的过渡必定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1](P70) 而根据中国传统的民本观的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民生问题也就不仅仅是吃饭问题，它事关老百姓的民心背向，“涉及人们的权益分配，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政府的功能定位，维系着政权的合法性”。^[2](P1)因而民生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勾连形成了一种“民生政治”。[①]“民生政治，是指一种贯彻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原则，以社会建设为行动基础，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行动目标，以着力提高事关广大普通民众幸福安康的日常生活质量为主要行动过程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运行模式。”^{[3](P106—110)}近些年来，全球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金融风暴，并波及我国。国家提出了保民生促发展的方针，并公布了拉动内需的十项具体措施，其中的一项就是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本文所考察的样本，即广西百色市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下发生。而笔者所要用的研究方法即参与式研究方法。

二、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的时空环境

广西百色市则地处我国西部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属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山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正在迅猛发展中的地区。根据近5年百色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比例来看，均超过了10%。如2009年百色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680元，增长11.5%；2008年为13169元，增长15.5%；2007年为12197元，增长23.4%；2006年为9887元，增长22.4%；2005年为8077元，增长16.2 %；而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00元，增长10%；2008年为2820元毕业论文的格式，增长14.5%；2007年为2465元，增长16.8%；2006年为2110元，增长18.3%；2005年为1783元，增长10.2 %。[②]这些数据从横向比较，在全国属于偏低；若从自身纵向比较，则成绩斐然，历年的增速均排在全区前列。那么，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它又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些什么变化呢？

本文所要考察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是在“特殊维稳之年”的诸多重要事件叠加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几个全国性的事件分别是2008年所爆发而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五四”运动90周年，2009年10月份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6·4”事件20周年、取缔法轮功10周年以及百色区域性的事件，即2009年12月的纪念百色起义80周年庆典以及2009年持续至今的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活动。这些全国性以及区域性的事件分别突出了：

第一，金融风暴下的各级政府对民生问题大张旗鼓的重视与金三角农贸市场中设点摆摊的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菜贩子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获利冲动与国家政策目标背离的情形之下，这些小人物角色的民生又是如何的呢？

第二，金融风暴下，在“维稳”与菜贩子民生诉求的博弈之间，又真的像一些理论所说的那样，会衍生出一些民主权利吗？这种民生政治又呈现出那些不同的特征？

三、金三角农贸市场租金谈判的博弈

金三角农贸市场地处百色市右江区东合村八组（见图1），由于近些年百色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速，人口越来越多，它已成为周围居民买菜的主要地点。然而，该菜市场并非政府规划的菜市场。换言之，它是自发形成的。此菜市场周围被百色市一中、信用社以及玉宇楼盘所包围。最初为开发玉宇楼盘小区时堆放建筑材料所用，但是土地使用权仍属东合村八组。

玉宇楼盘开发完毕就形成了金三角菜市场，但是，因不属于政府规划范围，因此，这个菜市场属于典型的脏乱差。但是，由于价格低廉，所以人们更倾向于到此买菜，但是，周围的居民却是意见纷纷。在笔者目睹那些在该菜市场接受百色市电视台创卫采访小组采访的市民中，均有改造此菜市场的意思，且在笔者与电视台的记者沟通也证实了更多人希望百色市更加干净卫生的态度。因此，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就此展开。东合村八组的组干在未经与组民协商的情况下即与承包商签约20年，每年租金24万，由承包商进行对金三角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改造的内容包括了地面、通风、照明、停车位置以及重新打造摆放果蔬的台面。改造前后，金三角农贸市场给人的感觉明显不一。改造后，每个摊位整齐美观，规格统一。如肉类摊位的长宽度为125×90cm，蔬菜摊的长宽度为150×90cm和180×90cm两种论文格式模板。然而，环境改观的同时，摊贩们的租金却直线上扬。而果蔬肉类等价格却无法上涨。在笔者的访谈中，摊贩们均表示无法涨价，否则客户就有可能到别的菜市场买菜。因此，一场围绕着租金的博弈就此展开。[③]最终，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摊位价格分别涨了5到10倍不等，与摊贩们心中只涨一两倍租金相去甚远。（具体见表1）

表1：金三角农贸市场摊位租金一览表[④]

四、协商政治何以有差，何以可能

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P187) 在当前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有着种种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个体，必须“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因为，“从长远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5](P138)然而，金三角农贸市场的协商为何不成功呢？这与当前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协商民主试验所形成的“温岭模式”、“蕉岭模式”又有何不同呢？如果存在不同，那么，协商民主何以有差呢？又何以可能？

（一）协商何以有差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必定产生不同的诉求。但是，不能可以得出经济发展了就一定衍生出民主政治。从表2可以得知，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甚远。那怕是同处东部的浙江温岭市与广东蕉岭县，也是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协商民主还是在温岭、蕉岭扎下根，形成所谓的“温岭模式”与“蕉岭模式”。[⑤]为何在百色市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中摊贩与承包商以及政府之间又难以形成所谓的协商民主呢？

表2：浙江温岭、广东蕉岭与广西百色市相关数据比较[⑥]

第一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政府的推动。在温岭，政府开始时把协商民主当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之后又把它当作一种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无论各乡镇，都把协商民主与基层人大的相结合起来，通过民主恳谈会“激活”基层人大，同时，通过民主恳谈会与乡镇人大的结合，将游离于体制外的民主恳谈会纳入现行的制度框架之内毕业论文的格式，做到体制内的融合，为民主政治寻找生长空间。而在蕉岭，蕉岭纪委通过复活乡村绅士的力量，以试点村务监事会制度的形式来监督村委，实现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与监事会之间的制衡。由此可知，无论是“温岭模式”还是“蕉岭模式”，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是由政府设计，政府导向为基准。而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当地政府的角色仅处于一种调停者的角色，并没有主持三方的协商或者摊贩与承包商的协商。例如，当地政府限令在2009年6月24日中午11：30前搬入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进行营业。但是相当的摊贩却依旧在农贸市场门前摆摊。当天笔者特地来菜市场观察，但是双方均僵持不下。城管执法部门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改进行政执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的精神不得扣押小贩商品，所以他们也仅是维持秩序。据统计，当天仍有近1/3的摊位没有营业。由此可知，协商政治能否得到推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决心与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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