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了诸如上面所述的一些问题，作为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实现合作博弈，而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单一的问题，我们提出一条所谓的“一体多元”的治理模式。
3“一体多元”治理模式的探究
所谓“一体多元”模式，就是指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题的前提下，实行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机制。一种走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不但需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量的增长，而且必须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达到这一目标的合理选择就是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体制。
在“一体多元”模式中，政府首先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因此必要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完善财政制度，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多地方的财政投入；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完善审计和监督工作，强化对公共资金的管理。
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创造其他供给主体参与的良好社会环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服务意识；打破城乡二元的供给体制，实现制度创新。“在政府为主要供给主体的前提下，让其他供给主体也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供给中来。”[9]“从组织形态上看，第三部门、私人组织、社区和社会公众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10]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并不见得比农民自组织或其他社区自组织更有效，在进行管理时，政府也不见得比行业协会更有效。从1974年罗纳德科斯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研究的“灯塔制度”表明，在适合的制度和条件之下，私人或是私人部门其实是完全有可能较为有效或者至少是有可能提供部分的公共产品。这里指出的“适合的条件”，原则上是能够以适合的成本来实现排他成本（exclusion cost）的下降，从而有动力也有能力介入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当中；然而“适合的制度”包括技术的进步使得排他成本降低后，私人提供的公共物品具体的组织形式。哈罗德德姆塞茨在他的论文《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中认为：“如果有排除非购买者的能力，私人供给者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联合理工来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俱乐部供给方式”，这种方式是基于公共产品分类中准公共产品的一种“俱乐部产品”得出的。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这也就是说，增加一个人对此种公共产品的消费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同时也不会增加生产这种公共产品的成本。但是有些公共产品在被消费时，人员如果超过一定的限额数量，该公共产品的消费就会使得该产品出现对抗性质，如果多一个人消费就会妨害他人的消费，减少他人的消费效用，出现所谓的“公地悲剧”，詹姆斯布坎南称之为“俱乐部产品”，它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要考虑自身规模和成员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在农村中，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超过了公共产品的承受上限，就会影响到每个农民的利益，减少个体的效用，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需要在现实中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
最后一种方式就是自主型的供给，主要包括第三部门供给、社区供给和自愿的供给。
第三部门的供给得益于第三部门的迅速兴起、发展和壮大。第三部门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又一基本组织体系，“第三部门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优势可以归纳为创新优势、贴近基层优势、灵活优势和效率优势。”[11]杜拉克也曾指出，第三部门的特点使它在一些功能上能够替代政府的相关功能，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上也能做出很迅速的反应，于此同时由于它的高效能也能帮助削减一部分的政府赤字，但是第三部门的作用也不应该被过分的夸大，还是需要合理的界定和理清它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不能剥夺第三部门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能使其成为政府功能的延伸。
社区的供给。这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克林顿政府也考虑到政府资源越来越匮乏，因此提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公共利益目标。这也是欧美各国领导人所提倡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中间路线试图通过公民自组织来处理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府与公民的“双赢”。[12]
自愿的供给。现在经济学在对公共产品的融资上一般会采取两种措施，一是收费，收费的意思就是消费即收费，不消费则不收费。另一种就是收税，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消费都需要承担公共长胖的成本。但是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这两种方式以外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自愿贡献的方式来支持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企图“搭便车”，世界上还是不缺乏那种慈善的个人和机构，每年社会接受的来自各界的慈善捐助的数目也不在少数。因此，国外学者提出了“自愿供给模型”，认为现实中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不强制征税和必然消费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在我国的典型例子就是义务献血。还有一些志愿者行动团体，他们支付的主要是金钱、时间和自己的知识。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而且它也符合一个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发展模式，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初级阶段发展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力提倡的。
通过对以上几种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对于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仍然还有许多方式值得探究，并不是一定要把这个重担全部都交给政府来承担，这样非但不会实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容易使得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僵化，一方面增加政府的经济负担，琳一方面农民自身也享受不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公共产品。通过“一体多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切实让农民得到了好处，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实现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双赢”，这对建设和谐新农村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 P171
[2]同上P175
[3]孙良媛、商春荣：《现代微观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45条
[5]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P189
[6]陈定祥、王泽强：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基于当前农村社区产品供给机制“一事一议”制度分析[J].商业研究.2008.03.总第371期.P54
[7]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P134
[8]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9]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4
[10]涂晓芳：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J].中国行政管理.2004.2
[11]王玉明：第三部门及其社会管理功能[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第7期
[12]季明明：当代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兴起[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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