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公共产品在实质上是属于全体公民享有的，政府提供的供社会成员发展所必须的产品，但是在我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各级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缺位，以及跟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很多博弈问题。本文从此现象进行分析，探求逐步推行多远主体供给的道路，以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更加完善。
论文关键词：公共产品，博弈，多元主体
1阐释一些相关概念
1.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与私人产品相对，是基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无法有效供给，政府介入经济生活领域，向全社会提供的产品。[1]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其作过解释，这里就列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弗里德曼定义其为“它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斯蒂格利茨认为“公共产品是这样的一类产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的消费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要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萨缪尔森定义公共产品为“每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的消费减少。”，对于公共产品的定义还有很多，这里只是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所谓公共产品就是我们的消费消费行为中说存在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而言，他为了消费而实际可支配的公共产品数量就是该公共产品的总量。这意味着公共产品在消费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2]除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重要的特征以外，也有人认为公共产品还存在着消费中的外部经济性――公共产品时时刻刻给人们带来积极地正效应，例如公园。以及生产中的规模性和自然垄断性。[3]
1.2农村公共产品
我们已经了解了公共产品，那么何为农村的公共产品呢？农村公共产品又主要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在现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清楚的认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在此之前，首先应明确的就是何谓农村公共产品。在我国《农业法》就规定了农村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国家队农业的投入用于下列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治理大江大河大湖的若干工程，防洪、治涝、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重点基础设施，商品棉粮基地，用材林生产基地和防护林工程，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4]由此我们认为，农村公共产品就是在农村地区广泛分布的能被所有广大的农村居民共同消费的服务和产品。
2 我国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而言，我国农村现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继承人民公社化时期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5]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制度内的产品供给比较缺乏，人民公社之所以能正常运转下去，它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一般主要靠的是制度外的供给，在实际中采用的则是“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的方法，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劳动力开展劳动密集型的投资项目。然而，最终以家庭经营的普遍推行结束了人民公社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模式，农民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成了相对独立于乡政府和村委会的生产经营者，有自己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劳动自主权和剩余索取权。
但是“乡政村治”模式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仍然跟人民公社时期的那种供给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一种以制度外的财政为主的公共资源筹集制度，这种公共资源的筹集采用的是“一事一收费”的形式，每项收费都有特定的用途，这就默许了基层政府为一项新的公共产品向农民收取费用的合理性，导致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膨胀，变相的就给农民增加了经济负担。在这过程中，还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种“搭便车”的行为和机构膨胀“吃财政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政府是理性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出台具体的行动方案“应符合成本收益。如公共灌溉工程，其收益为增加农业产出、美化和保护环境、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土地资源、增加有关厂商（比如生产管道设备的厂商）的收入，其成本为管道设施成本、生态被破坏、自然环境被破坏等。经过权衡相关利弊，政府才能做出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吕亚荣）。从理论上讲，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是想达到社会公平，但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被绝对平均的消费，大部分的公共产品由于存在分配方面和分配结构的差异，就只能被很少一部分人所消费，也只能为很少一部分人提供便利，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公共产品的分配不公。比如兴建城市中心公园，除了身居城市中心和附近的居民能享受到以外，地处偏远郊区或者农村、山区的居民享受这种公共产品的机会就很少，他们也不会为这样的公共产品而兴奋不已。还有就是修建高速公路，，这在城乡间的差距就再明显不过了。如果公共产品没有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那就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由于政府等级的划分，每一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对象都有所区别，。乡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乡政府的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和对公共产品的享受。中央政府在这上面的主要职责是供给全国性质的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则是提供了地方的公共产品，中央不能包揽一切，地方政府也无力去承担能力以外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同，各级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也不会一样，“因此，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上就会出现及其复杂的博弈”。（吕亚荣）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农民自身而言，他们也是农村公共产品成本的承担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个体，其行为规则必然会遵守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总是希望付出最少而得到最多。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农民也希望以最少的成本支出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由于农民自身的社会缺陷和经济实力的限制，在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上都会有一个自己能接受的最低限度，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甚至会拒绝这项公共产品。这种情况在现今的广大农村都比较常见，比如需要集资修一条乡村公路，如果集资的数目超过了农民能承受的最高标准，甚至把这些成本都全部均摊在农民自己身上的话，绝大部分都会反对，甚至抵制。这就是很多地方出现路走一半就没路了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更趋向于选择有政府和农民双方集资，或者是第三方注资的方式。因为从农民自身来讲，都是不愿意承担很高的公共产品成本，但是很乐于享受产品（这可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农民的劣根性，这里不作过多讨论），如果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收费高，还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等等道德危机。
以上从政府和农民自身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除了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之外，跟主要的还是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的利益博弈。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政府和弄个人都属于理性经济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但是，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一方面农民需要它提供更多更好更廉价的公共产品，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也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除了政府自身收入和上级财政拨付以外，还是需要向农民自身集资，这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在取消农业税以后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问题，进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农村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短期和静态层面上主要取决于乡村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博弈过程以及各个农民家庭之间的博弈过程。归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政府失灵”――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博弈。这里的“政府失灵”不是指由于政府行政干预失效，而是指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现象。[6]“政府失灵”不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或者干预不当，而是由于政府长期以来执行一种“放”和“甩”的策略，导致农业基础建设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7]
“市场失灵”――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博弈。这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失灵”是指政府执行“放”和“甩”的策略，把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推向社会，并美其名曰“节约资源优化配置”。解决这些农村的俱乐部产品（布坎南）供给，特别需要农民之间的合作，然而当前农村居民的“原子化”，农民与农民之间已经慢慢陷入“囚徒困境”，逐渐导致“市场失灵”。
从上面两个博弈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农业税取消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者是广大农民群体，这样的困境隐含的政策是把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推向当个农户。当然，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也不是退回原来的“人民公社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公共产品的属性页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奥斯特罗姆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多中心治理”,明确国家、市场和公民的社会责任，公共部门、私人经济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这种制度安排中，对公共产品的治理是由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民主治理，这样才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者其他机会主义的诱因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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