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前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尚不健全，企业外源融资渠道还比较有限，绝大多数企业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现阶段银行信贷流向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大企业、大项目、大客户和大城市”等倾向，一般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尤其是乡镇地区的中小企业所获得的信贷投放更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银行信用的一种替代项目管理论文，商业信用就成为满足企业短期资金需求的重要渠道。因此，对现阶段我国企业获得商业信用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下面我们就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产业集聚水平、企业规模、银行贷款水平、企业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所有制结构、以及应收帐款对企业获得商业信用数量的影响。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着重分析产业集聚程度对企业获得商业信用数量的影响，这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贡献。
从理论上讲，产业集聚所形成的地方化生产网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企业所面临的商业信用供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产业集聚更加有利于上游企业了解客户的经营信息，减少了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在产业集聚区摘要渠道（王辑慈等,2001[25]；郑勇军等,2002[26]；朱华晟，2003[27]）。综上所述，我们形成了第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
假设1：商业信用水平与产业集聚程度显著正相关。
为了对现阶段影响我国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除了产业集聚因素之外, 我们还考虑企业规模、银行贷款水平、营利水平、业务成长性、所有制结构和应收帐款对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影响。
以金融成长周期理论（Berger& Udell，1998）[28]为代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企业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有效信息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融资结构。在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企业很难在正规金融市场上融资，私募股权、个人借贷和商业信用等非正式融资渠道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企业进入成长阶段后，企业规模的扩大通常伴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日渐稳定，经营信息的透明度在增加，企业更容易通过正规金融市场融资，对包括商业信用在内的非正式融资安排的需求就会有所降低。因此,从商业信用接受方的角度来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对商业信用的需求会下降。但是，从信用提供方的角度来看，企业规模越小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信用违约风险，因而尽管中小企业的信用需求较高，但它实际所获得的商业信用可能也很有限，上游企业更愿意向规模较大的下游客户提供商业信用。Peterson和Rajan(1997)[28]的研究就发现,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以应付账款形式存在的商业信用比例也在提高。谭伟强（2006）[29]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数量显著正相关。继承它们的逻辑，我们也预期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
假设2：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
银行短期贷款与商业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企业获得的银行短期贷款越少，对商业信用的需求就越大。相反，由于商业信用的成本要远远高于银行信用(Danielson and Scott, 2000[30]；Cunat,2000[31]； Marotta, 2000[32]),企业获得的银行短期贷款越多，企业就越愿意选择优先付款折扣优惠,减少对商业信用的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企业获得的短期银行贷款越多,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就越少。
假设3：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与银行短期贷款水平显著负相关。
与商业银行类似，上游企业在提供商业信用的过程中也应很重视客户的盈利水平和成长潜力。下游企业的盈利水平越高，商业信用的风险也越小；同时，下游企业的销售增长越快，上游企业对其持续经营就越有信心，就越愿意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因此，下游客户的成长性越强、盈利水平越高，所获得的商业信用也越多。
假设4：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与盈利水平显著正相关。
假设5：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与成长能力显著正相关。
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比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这对上游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息提示，即国有资本比重越高，客户从正规银行体系获取信贷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这将有利于客户企业的持续经营，降低商业信用的风险。因此，下游企业的国有化程度越高，上游企业就越愿意向其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
假设6：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与国有化程度显著正相关。
企业接受的商业信用数量可能与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数量有密切的关系。金碚（2006）[33]指出，在我国商业信用的发生表现出“强制性信用工具”的特征，企业通过运用“支付拖欠”[②]策略，减少经营活动中所需现金流，节约融资成本。考虑到处于同一产业链上企业现金流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我们推断当所有企业都将“支付拖欠”视为一种经营策略时，接受商业信用较多的企业也会遭到其前向客户的拖欠，从而导致其所提供的商业信用也较多。
假设7：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与所提供的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检验以上假设，本文选取了2007年我国城市一级地区SIC-3分类工业部门的截面数据，所有样本均为“地区-产业”二维数据点。我们所选择的工业部门不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并对有关变量数据缺失的部门进行了剔除，这样本文选取的样本总量为25971个。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
由于不同类型行业产业链长度和组织方式不同，企业所接受的商业信用水平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为了揭示这种差异。我们参考 Kyoung-Hwie Mihn（2004）[34]的分类方式，将所选择的行业分为四大类进行分行业研究：（1）、基本原材料制造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和其他采矿业6个SIC-2分类行业，共有15个SIC-3分类行业。（2）、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0个SIC-2分类行业，共有53个SIC-3分类行业。（3）、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项目管理论文，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3个SIC-2分类行业，共有60个SIC-3分类行业中国论文下载中心。（4）、装配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7个SIC-2分类行业，共有56个SIC-3分类行业。因此，本研究包含了36个SIC-2分类的行业样本，以及184个SIC-3分类的行业样本。
借鉴Petersen和Rajan(1997)[35]的研究，我们用应付账款比重（应付帐款/总资产）作为因变量，来衡量企业所获得的商业信用水平(BCR)。在自变量方面，我们用各地区某行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全国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各地区某产业的集聚水平（INA），这类似Wen(2004)[36]以及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37]等使用过的衡量工业集聚的变量，当地某行业产值份额越大，表明某行业在当地的集聚水平越高。从相关研究来看，企业规模可以分别用就业规模、产出规模和资产规模来表示，在此，我们主要考虑企业产出规模的影响，用企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SCA）。由于我国企业的流动负债基本上是来自于银行的短期贷款，我们用流动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表示企业所获得的短期银行贷款水平（SDE）。在企业的经营绩效方面，我们用产值利税率衡量企业的盈利水平，用销售增长率衡量企业的成长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用国家资本与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衡量企业的国有化程度；最后，我们用应收帐款比例表示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水平。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衡量方法及理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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