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同是自我解剖，在深刻性上他们却与瞿秋白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作为崇奉个性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在自我解剖中寻求知音，或者孤芳自赏，却不外都是自我肯定。或者虽也自责，但琐屑得很，轻微得很。而瞿秋白则不同，因为他真挚地服从真理，强烈希望摒弃自己的旧意识，因而他的自我解剖常常导致自我否定。同样是身处异国而思念家庭、父母、亲友，冰心总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里，反复咏叹母爱的崇高，亲人的温情而惆怅莫名，忘怀现实。瞿秋白对那一切亦不无留恋，他对往昔的生活是写得很动人的：“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抚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簌、晓风残月的美景怡悦我的性情；虽有耳鬓厮摩哝哝的情话安慰我的心灵；——现在都成一梦了。”然而他紧接着惊语：“惨酷的社会，容不得这种生活和情趣”。为了前进，他断然地说：“过去的留恋啊，你究竟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关系？……一挥手决然就走！”过去旧家族中那种“悱恻缠绵”的情绪和“安闲的乐趣”，那种“即使一片云彩，几朵落花，也能震动我的心神”的精神状态，在别人可能是颇为珍惜、借以自我陶醉的东西，他却以为是“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是旧社会生活的遗迹”，需要改变。［9］总之，他倾心于时代的潮声，一切与旧社会相关的情调，他都觉得是不和谐的，因而时时不满自己、否定自己、鞭策自己。这种深刻的自我解剖是催人进步的，同时也易于表现个性及其发展变化。瞿秋白这种自我否定式的自我解剖突出地表现了他真诚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不断变化的过程。与此相关，他的行文格调，也从最初的略带忧郁而越来越爽朗明快了。
其次，20年代瞿秋白散文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正是他初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当时的他而言也是新奇的，他象贪玩的儿童得到一个新玩具一样，时时忍不住拿出来把玩一番，试图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去。于是，家庭的变故和不幸被他笼统地归因于“破产的‘士的阶级’”，这只是理性瞿秋白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经过“过渡”之后，瞿秋白就已经坚定地转化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思想上不再有片刻的反思、困惑和斗争，那未免就有点简单化了。事实上，瞿秋白的思想一直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最明显、最深刻的体现。因为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在撰写对全党有指导意义的政治论文时，他必须做出全知全能的样子，而不能流露出那怕是一丝的迷惘和痛苦。相反，在他的散文中他却可以真诚地、毫无顾忌地坦露和思考使他感到困惑的某些问题，不管他思考的结果如何，他认真思考和斗争的本身也足以打动读者，因为那是真诚的、可信的。在有的时候作者甚至不必提供任何答案，只要说出自己的困惑就足够了。《生存》就是这样一篇典型的文章，作者借梦见猫向自己发问而对生活的意义、人类的生存进行了反省和思考。作者显然不想装作能解决全部问题的样子，他只在猫的哈哈大笑中兀然惊醒，满身大汗。同样，在一篇题为《新的宇宙》的散文中［10］，瞿秋白对罗莎·卢森堡的怀念首先是因为她“是一个诚挚热烈的文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结合而又以文学为主，这对于瞿秋白的诱惑是多么巨大！卢森堡的被害之所以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大的波澜，这与他的志向、抱负、当时的处境和心情都是相关联的。甚至在他多年后写下的《多余的话里》，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新的宇宙》的辽远回响么？！在散文中的瞿秋白就是如此以赤子之心毫无顾忌地坦陈自己要说的一切，这就是瞿秋白“个性”的具体表现，这种个性的光辉灌注进他的散文中，而散文又正好是一个适合的容器，这就是瞿秋白散文的魅力所在了。
三
如果说瞿秋白的散文所显示的独特个性对应于他自称的“心弦的乐谱”。那么，矍秋白的散文与社会的关系则无疑是一幅“社会的画稿”了。事实上，在“五四”一代个性主义的大旗之下，啸聚了多少的时代青年，瞿秋白的声音在当时并不是最响的，但却被久久地留了下来，其原因就在于他的散文创作不但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意识，而且在他的散文中，个性与社会、个人与群众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适应、相和谐的，个性表现得越充分，它的社会性也越明显。
在“五四”时代的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幻想和激情，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许多青年人往往脱离实际地去追求所谓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对此，瞿秋白认为“离社会求个性，个性在什么地方呢？！”［11］针对这种当时青年中普遍存在的时代病，瞿秋白主张“治愈它的最佳药方就是社会”，因为“只有实际生活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社会思想。”［12］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他“随感录”式的文笔所到之处，社会的黑暗，现实的腐败，以及一个个重大的社会事件都留下了时代的记录：“五四”运动的狂涛骇浪、日本与旧俄对中东路的争夺、哈尔滨新旧势力的较量、“五一”节莫斯科红场上的盛典等等，它们都各自展示出社会的某一侧面。在他的散文中，也有众多的、各方面的人物：工人农民、妇女儿童、没落贵族、吝啬的小商人、武断或明达的知识分子、无能却贪婪的外交官，他们都在作者的散文中留下了各自的原生态。在他的散文中，作家虽然时时发表意见，但作家更多的是刻画人们富有社会意义的心理和行为。在《赤都心史》里，瞿秋白既记下了列宁讲演时的风采，同时也不回避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的描写，甚至有对俄国革命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批评。因此，牢牢地把握住“现实生活”的信念，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这是瞿秋白散文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散文要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的心灵”，对作者而言就有一个如何观察、认识社会生活的问题。当年瞿秋白看到的苏俄社会是十分复杂的：战祸连年、天灾不绝、光明和黑暗仍在激战。但他既没有把新生的苏俄写成极乐世界，也没有因为阴暗面和腐败现象的存在而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写到十月革命后经济的一度停滞、破败，人民生活的穷苦惨淡，贪污舞弊、官僚主义几乎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他能够冷静、深刻地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从中看到发展的前景。对此我们可以选择一篇具有代表意义的散文《官僚主义》［13］略作分析：一位小学女教师由于所领口粮不够生活，学校停课时就去任临时讲席，而未辞去原来的口粮，因而不得不受审判。但法庭上争论的结果反而得知审判官中每人至少也得了七份口粮。类似这种消极现象，在人们中间往往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的攻击、有的诅咒、有的失望。瞿秋白则是清醒的，他在文章中对官僚主义问题作了透辟的分析，他这样写道：
“俄国社会问题从十九世纪以来，除九十年代勃然兴起的劳工问题外，向来在社会思想中占极重要而不得解决的还有三个问题：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下很深的根底。葛葛里（即果戈里——引者注）的《巡按》（即现译《钦差大臣》——引者注）就是俄国官僚社会的肖像。几十年来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而未消灭，即使革命的巨潮如此凶猛尚且只扫刷一些而已。无产阶级新文学中已有‘新葛葛里’出现，共产党报纸上正努力地攻击官僚主义呢”。
当我们今天仍然为官僚主义问题而困惑的时候，瞿秋白这篇散文是值得一读的。可见，一个作家对社会生活描写真实深刻与否，他能否写出“社会的心灵”，不能不取决于他观察社会所持的态度、观点和方法。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