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时间结构作为一种表达作品思想和情感的有效策略，经常为小说叙事采用。白先勇在《岁除》中机智地设计时间刻度，巧妙地运用“时间倒错”法，表达了较强的时间意识，体现了白先勇独特的生命哲学，即向悲而生。本文以叙事时间为着眼点，通过分析具体文本中的时间艺术，以充分呈现白先勇小说叙事中所渗透的强烈的“生命悲感”。
论文关键词：《岁除》,叙事时间,“生命悲感”
岁除与死亡
死亡是时间的一种折射，或者说生命历程的终结形态，几乎《台北人》的每篇作品都有“死亡”的身影。从《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到《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从《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徐壮图，到《国葬》中的李将军，无论是仆人还是将军，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小说人物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演绎“死亡”。《岁除》中的赖大哥、刘营长、刘英他们在文本中鲜活地与读者交流对话，直至文本结尾，“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来”。然而仔细研读文本，读者会发觉与“死亡” 又一次不期而遇。
在汉语里，“岁除”便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除夕之夜是迎新之夜。迎新之前不可少的活动是“除旧”，除夕已被人文化为一年中最有意义的终结，一个时间整体的结束。白先勇选择“除夕”这样一个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一年中最特殊的时刻，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要传达一种“终结”。“叙事作品所津津有味地描写的某些独特的时间刻度，也受到非常深刻的人文化了。而且这种人文化不仅存在于文本之内，还存在于文本之外，存在于写作的联想和阅读的联想之中”。从文本中，读者认识了赖鸣升：“寸把长的短发，已经花到了顶盖”，“鯬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这是刘营长夫妇和余欣、骊珠的“赖大哥”，是十岁大的刘英的“赖伯伯”，也是“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的单身汉。
在除夕夜，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英雄”，孤寂凄凉，洋溢着喜庆的空气阻挡不了寒流的侵袭，透明的灯火掩盖不住渐深的夜幕，新年的欢乐气象无法驱散旧岁的悲伤。死亡有着无可抗拒的威力，作者以此传达出了人生之大限，天命之大不可强求的生命寂灭感。在此背景中，读者清晰地目睹着赖鸣升的日渐衰老：他兴致勃勃地要“守岁”、“逛花园”、带小刘英“放炮仗”，可几杯金门高粱酒下肚后，那副依旧“铁打的架子”在不断散落，因为岁月已无情地剥蚀了他身体那份曾经的坚固。除夕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尾声，当赖鸣升呈现于除夕这个意境中时，读者又在格格不入中发现不言而喻的吻合，或许这个除夕在赖鸣升的生命中寥寥可数了。“终结”的意味宛然可见。
仔细研读文本中人物的设置，读者会不自觉去关注和联想人物本身的生命意象。如果说赖鸣升倔强的生命充斥着飘忽不定的死亡身影，他的生命形态是人生终结的象征，那么刘英便是生命之始的预言，承载着想象与憧憬的空白，寓意整个人类生命的萌芽期。如此看来，年轻气盛的青年——俞欣，处于生命最具活力与激情的阶段，是人生的繁荣期，这一人物意象暗含着生命的无畏与执着状态。无疑，刘营长则成为生命稳定期的典型，家庭的幸福、事业的成功使他的生命呈现出稳重与成熟的魅力。当读者有意识地一一呈现刘英、俞欣、刘营长和赖鸣升，便必然会将人物的生命形态贯串为一条完整的生命之链，此时再把人物置于“除夕之夜”的情境，一年终结之时，便自然而然会将因时光流变而带来的改变融合起来。一份人生的失落感、虚无感和沧桑感油然而生，借助文字，通过赖鸣升将生命的悲感体验传达出来，这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笔法。
除夕是独特的时间刻度，白先勇把人物性格和命运置于这类独特的时间刻度时，“他奏响了一曲以人物性格命运为主旋律，以天上人间古往今来的传说、信仰、风俗为和声的交响乐”。赖鸣升在除夕夜的种种挣扎显示出生命难以遏制的萎缩，他最终将迎来生命的终结，因为当烟炮的亮光冲破黑暗的天空，“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时，赖鸣升已睡去，全然不知。除夕之后的春节是民族的节日，是群体性的时刻，它带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展现给人们的不是刘营长那个小家，而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传达出的是白先勇清醒而自觉的死亡意识：“人的个体生命实在‘有涯’，人的‘永生’的生物体的生存状态完全没有可能”。除夕夜会结束，新年会到来；赖鸣升所代表的老一辈会退出时代的舞台，俞欣和刘英所代表的新一代会崛起。然而，白先勇却不是悲观的，他以为“人的青春不能永保，大概要化成艺术才能长存”。俞欣谈到“台儿庄战役”时的自豪，刘英被问及志向时的“严肃”，都使他充满着期待。他执着地将先辈英勇无畏的神情铸在了后代的脑海中、灵魂中，生命之激情与生命之颓落相形映照，令人悲，令人激奋，然而终究令人悲慨难平。
今昔与命运
小说以全能的叙述视角展开的是一段除夕夜的故事，镜头定格在刘家，从“才近黄昏”向前推进，到“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停止。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读者通过视觉、听觉，并融合想象串出了赖鸣升的人生曲线：他十几岁时当过伙夫头，北伐时跟革命军打孙传芳，民国二十七年在四川做骑兵连长，割过营长的靴子，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现为台湾荣民医院厨房的买办，一生中只有三天不是光棍。他在台湾没有亲人没有家，每年年三十要从台南挤车到台北来曾经的部下刘营长家吃“团圆饭”。我们从这条人生曲线中不难看出生命的起伏不定、命运的多舛无常。曾经充满激情、希望和理想的岁月，连同昂扬进取的精神都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生活中处处流溢的落魄、颓败、衰老、堕落与沉沦况味，社会和历史割裂了他本该完整顺利的生活，横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是一道清晰的裂痕，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除夕夜的“团圆饭”往往是“话旧”的最佳场合，这种特殊的时间点设计是翻旧为新。在酒精的陶醉下，在红烛跳动的火焰中，在众人的欢声笑语里，读者又一次亲临赖鸣升“忆往昔”的情境，青壮年时的英勇辉煌无疑是潦倒无为的老兵津津乐道的“佳话”。小说巧妙地运用了“外倒叙”的手法，“除夕夜”在时间推进的同时也承载了回顾的功能。回忆或倒叙作为小说的叙述方式，同时形成了小说的情感特征——怀旧。对于赖鸣升而言，他不是总结，而是在这个难得的“团圆”时刻，与仅有的老友述说那些刻骨铭心的“曾经”，是复活，是时光倒流，是在向年轻人展示他生命历史的丰富，更是一种自我的找寻，他期待着将自己这一独特的生命个体融汇到他生活的世界中去。
读者的思绪不断往返于现在和若干年前，在这种时间倒错的状态中，小说叙事呈现了两个时间整体：赖鸣升来台之前和到台之后。这两个时间整体中呈现的是他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态，“在叙事中，真实是依赖时间的”，已逝去的民国二十七年因赖鸣升的那份光彩成了一种特指的时间标志。人的生命会因为时间流变而自然划分成整体性，并呈现阶段性的延续，一如赖鸣升今非昔比的生命历程。他的过去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消亡，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沉沦，是人的意识无法遏止的物质失落，生命的无常性由此而彰显，读者无法摆脱赖鸣升因为命运无常而萦绕于身的那份生命的孤独与无奈。“过去”既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也包含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和生命体验，白先勇总认为“美的东西不长存，一下子就会消失，人也如是，物与风景也如是”，所以，赖鸣升必然得承受这份从生命颠峰坠落的撕心裂肺般的痛，必得忍受无名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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