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散文创作其实是他坦露一个“文人”内心深处真实情怀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然而历来的研究者对此关注甚少。本文拟从他选择散文这一形式的目的、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鲜明个性、他的散文的社会影响、以及他的散文独具的艺术魅力等不同侧面，对他的散文作一番客观的疏解与美学的诠释。由此，使我们能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到一位更真实、更复杂、也更具有审美清晰度的瞿秋白全人。
论文关键词：现代文学,瞿秋白,散文,个性,艺术
罗兰·巴尔特认为：“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又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1］瞿秋白就是巴特尔笔下的这种“新型作者”。他的散文创作与杂文相比，政治因素相对较少，个人情感的流露相对较多。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反侵略反独裁和对光明不懈追求的基本倾向，实质上仍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所以，他的散文往往被历来的评论者称为“心弦的乐谱、社会的画稿”。其中“心弦的乐谱”并非独特，当时有瞿秋白同样心境的作家是为数不少的，但能把个人的悲欢与探索从“社会的画稿”中出之者，而且做得好的，却只有瞿秋白。
一
我们对瞿秋白散文创作的探索，首先必须从他为什么选择散文这一形式入手。
瞿秋白的散文写作有阶段性：1920年左右他开始散文创作，到1923年以后，他的创作转向文艺理论和杂文而很少有散文问世了。这一阶段他最主要的散文著作是《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饿乡纪程》着手于1920年，其时作者在哈尔滨等待前往苏俄。《赤都心史》则多半写成于在苏俄作记者时期，至1923年回国稍后完成。这段时期正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期，白话的写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当一部分作家的语言还是文白缠杂交错的，有的甚至显得不伦不类，相比之下，瞿秋白的散文通顺明白，可说是新文学初期的优秀之作。
在对这两本散文集进行具体的评论时，以前的多数评论者都是从它们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这一角度着手的，这样做当然具有充分的理由，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了这两本集子的重要特点。但是，瞿秋白的散文除了提供了这样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之外，是否还提供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呢？我们所指的“别的东西”，必须是他的其他体裁的文章所不能承载的。就在写作这两本散文集的同一时期，在通讯报道方面，据1921年6月至1922年11月《晨报》进行的统计，瞿秋白写有35篇约16万字；在社会科学方面，他于1922年秋完成了《俄罗斯革命论》约10余字。［2］这么多的文字用来承载、传达瞿秋月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应该是足够了吧？！但是瞿秋白没有满足于这些表达的方式，因为他必须为他的“自我”寻找另一种话语方式；因为他的“自我”并没有被完全地包容进他的通讯报道和社会科学著作中。于是，散文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
1921年11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的病榻上，抱病提笔写下了一段说明性文字，附在《饿乡纪程》的“跋”后面。在这段简短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文体的分辨是极为明晰的，他说已完成的《饿乡纪程》“以体载而论为随感录。”［3］“随感录”显然与通讯报道不同，而近于狭义的散文概念了。在谈到计划之中、即将开始的《赤都心史》的写作时，作者更明确地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第一部分：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拟著一部《现代的俄罗斯》，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4］以后在《赤都心史》的“序”中，作者又部分地修正了前面的设想：“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定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5］在这里，作者再次提到了“随感录”这种体裁，并且修正了原先“用日记、笔记的体裁”的设想。为什么作者会如此郑重其事地再三作出这样的表白呢？文体之别会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吗？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秩序之内，各种文体是有严格的分工的。人们不可能用策论的文体来尽抒心曲，正宗的诗歌也必须去“言态”，只有在元曲、宋词这样不占据当时主流文学地位的体裁中，才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人，这当然是由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的，但久而久之，文体本身对于创作的规约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形延伸到现代文学中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经过“五四”之后，文学被革了一次命，也几乎被送掉了命，最先使得文学的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当然是散文。散文在古典文学中不是正统，但它恰恰适合于表达个人的思想或内心的某种感喟，这与“五四”时代的精神暗合，因此，当时散文的勃兴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注定的了。由于相同的原因，瞿秋白拿笔写起散文来，当然也非偶然。“随感录”，顾名思义，有感就可以“随录”，不必顾及客观、公正、全面等等通讯报道的原则，也不必担心超出某个思想体系，只需“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拓印一个真正的‘我’。”［6］瞿秋白的这一文学主张，首先在散文领域里得到实践，就因为散文是一种便于直接抒发作者内心感受的、比较自由的文体。他的以《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为代表的散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功，主要的也在于它坦率而深入地表达了作家本人对于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和各种具体社会现象的与众不同的理解、期望和感受，成为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7］
可见，瞿秋白对散文这一文体的选择，所反映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写作方式上的，而是直接与作者的立场、观点及文学主张有关，甚至超越了这一切，显示出他内心的独特感受，从而具有独到的意义与价值。
二
瞿秋白的散文表现了他鲜明而独具的个性。
在阅读瞿秋白散文的过程中，开始时作品所显示出的作者形象与我们的想象似乎不合，想象中的形象在作品中显得单薄，甚至变成一个有点夸张的剪影。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一个新的、具体而真实的秋白形象渐渐在作品中浮现。为什么呢？答案是明显的：在他的散文中，作者的个性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挥。这里所指的“个性”有它自身特定的内涵，即它不但体现了作者对一切社会生活现象的理解和感受，而且在这种理解和感受中显露出作者真诚而坦率的心灵。
首先，瞿秋白在他的散文中只是在代表他自己说话，而不是自觉充当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言人。他在散文中所表达的痛苦、忧伤、沉思、探索都是相当个体化的心理状态，其中对母亲的深切怀念，对父亲的同情与理解，对旧家族的感慨与叹息，都是瞿秋白切身的体验，所以，有时作者仅是三两句话，却能引起读者心弦的共振，这大概就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缘故吧！当然，这些还是极为感性的，从较为理性的方面来看，他在作品中常常作深入的自我解剖。本来，“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为要表露真情实感，突出个性，都是爱在作品里进行自我解剖的。他们大多自由抒发自己的感受，直率地表现自我，坦露内心的奥秘，剖析、审视自己的言行、心理。声称作品就是作家“自叙传”的郁达夫就曾明确的说，他的散文“多是解剖自己，阐明苦闷心理的记载。”［8］别的作家，如冰心虽然没有如此明确地表白，但其散文实际上也多是自我解剖，只不过比郁达夫要委婉含蓄并且侧面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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