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首屈一指的经典著作，它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明确地阐明了文学内容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探讨了作家的个性与作品艺术风格的关系；建构了系统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它的理论贡献是不朽的。
论文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贡献
《文心雕龙》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我国古代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鲁迅先生说过：“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样高度的评价，刘勰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文心雕龙》里对文学理论的精辟论述，不仅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有直接的帮助，而且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刘勰用发展的观点，比较明确地阐明了文学内容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刘勰之前，许多文论家和美学家虽然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变化这个事实，但他们还没有能够把文学内容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往往只看到作家的才性变化所起的决定作用。例如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曹丕认为，文章的异同，主要是作家的才性异同所致，才性是决定的因素。刘勰虽然也承认作家才性的重要，但他已明确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变化，主要是外界社会环境的变化起决定的作用，文学艺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接着，他在论述了唐、虞、夏、商、周各个时期文学的不同特点之后，得出了“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结论。
刘勰还列举了文学史上的事实，阐明了文学的变化与政治的动乱、风俗的盛衰、人民生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勰从文学史实的回顾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文学的变化是直接与“世情”(即政治、风俗、人民生活)有关的。
在这里，刘勰虽然还不可能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但是，他却看到了政治变迁、社会风尚、宗教学术对文学艺术的变化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就突破了他的前人仅仅把文学艺术作品的变化与作家才性的异同相联系的观点，在美学和文学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
（二）
刘勰比较正确地阐明了文学艺术中“质”和“文”，即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对当时重文轻质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刘勰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骈丽声律的初盛时代，刘勰在《明诗》、《物色》两篇中对当时的文风作了具体评述，肯定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同时，他对宋齐文学的弊病，深表不满。这种弊病大致可以归纳为为文造情、繁富冗长、新奇诡异、缺乏风骨四项。对此，刘勰提出了文学作品应该文质相符，即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理论。他用非常生动而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质和文的关系。他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尊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葬同犬羊，犀兑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意思是说，性能浮虚的水才能产生波纹，质地坚实的树才能开放花朵，虎豹的皮如果没有花纹，做出的皮革就同犬羊的皮没有区别，犀牛的皮毛虽有很好的用途，但要涂上红漆，才有美丽的色彩。这就意味着形式有它的反作有，好的内容必须有好的形式来表现。刘勰在这里所说的“文附质”、“质待文”，说的是内容和形式要互相配合，才能相得益彰。
刘勰提倡从内容出发，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刘勰强调内容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他说：“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这是说，铅黛这些化妆品虽然可以给人打扮，但一个人的盼倩之美还是因为她的本质好看；美丽的言辞虽然可以增加文章的光采，但一篇著作的雄辩而有力，还是它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决定的。不过，如果“铅黛”，“文采”用得恰到好处，就能使内容表现得更充分，达到“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地步。
刘勰提倡质文并重，两者不可或缺。既注意不要因文采过度而使内质贫弱，也不要因为强调内质而使文采枯淡，这些观点是汉魏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不可能那样完整地提出来的，这是与同一时代的文学理论比起来，刘勰的观点也略胜一筹。
刘勰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为情”和“为文”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观和创作倾向，这两种倾向：“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为了表达感情而写文章，文章就显得精炼而真挚，单纯为作文章而作文章，文章就显得矫揉造作。刘瓣尖锐批评了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精采》)的创作倾向，由于作者们只注意了虚浮的形式，忽略了真实的内容，所以表现真实思想感情的作品越来越少，而追求虚假形式的作品越来越多。刘勰这些看法对当时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文风，对“为文而造情”的矫揉造作的倾向，是深刻有力的批判。
（三）
刘勰探讨了作家的个性与作品艺术风格的关系。风格的形成是与作家的个性分不开的。刘勰专门写作《体性》篇，探讨作家才气与作品的风格的关系问题。他说：“才性异区，文辞繁诡”，就是说，作家的才性各有不同，文章的风格也就多种多样。风格的多样性，刘勰用八个字加以概括：“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而这种风格多样化，是因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砾，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橘，文苑波诡者矣”。 可以看出刘勰从“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来探讨作家的风格，从这个观点出发，刘勰把作家的风格分为八种类型，他叫做“八体”。他说：“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褥，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而这八种风格是随作家的个性的不同而变化的，“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刘勰在《风骨》篇里，明确提出了作家的作品应该“风清骨峻”，即要求作家有明朗健康、遒劲有力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论述，比前人进了一大步。
刘勰把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相结合起来研究两者间的关系，对于正确地评价作家的作品，总结文艺创作的特点，探讨文艺发展的规律，促进文艺的发展繁荣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
刘勰对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艺术构思及艺术创作上提出了许多精湛的见解，对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特别是艺术技巧上成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神思》篇专门谈艺术构思问题。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他的意思是说，作家进行艺术构思时，他的思想活动的天地是非常广远的，当作家静静地凝思的时候，可以想到几千年的事情，暗暗地动感情的时候，也可能联想到万里之外，作家偶一吟咏，就象听到珠玉一般悦耳的声音；或者凝眸一顾，就看到了风云变幻的景色。这就是艺术构思的特殊效果。所以构思的妙用，可以使作家的精神世界达到与客观事物融为一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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