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乔伊斯与福克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国内外学者感兴趣的主题之一。男权社会的禁锢和压迫使得女性成为受害者和牺牲品。刻画了一个具有女性主义观的形象。
论文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权，女性主义
乔伊斯和福克纳是20世纪英国和美国最有代表的作家，都可以称得上是“作家中的作家”，国内外对乔伊斯和福克纳的研究都取得了独特而重要的成果。国内外学者对福克纳的研究主要从南方情结、叙事艺术、女性形象、宗教神话和比较研究等方面展开探讨分析。而对乔伊斯的研究也涉及到宗教、女性形象、后殖民主义、后现代性等方方面面。不难看出，乔伊斯与福克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国内外学者感兴趣的主题之一，然而对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却比较欠缺，甚至处于空白状态。本文试图比较乔伊斯和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形象，揭示两者女性观的异同。乔伊斯和福克纳都曾经被批判为厌恶女性的作家，对男女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位作家女性观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在福克纳和乔伊斯的作品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形象无处不在。尽管处于不同的国家，但相同的时代背景下，男权社会的禁锢和压迫使得女性成为受害者和牺牲品。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在乔伊斯的都柏林，女性无声无息地生活，无法获得自由独立和幸福女性主义，她们像影子一样存在，又悄无声息的消失。《八月之光》中的麦克依琴太太就是以一个典型的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麦克依琴冷酷无情、顽固偏执，而她像是丈夫身后的影子，是“一个善于忍耐、精疲力竭的可怜动物，浑身没有性别的标志，除了整齐地夹在一起的灰白头发和裙子”。[1]P110自从收养了克里斯默斯，她就一直像亲生母亲一样地对待他，反被他讥笑为“那种种细微笨拙而又徒劳无益的努力，都出于她受尽挫败的遭遇和她拙劣愚蠢的本性”。夹在心理扭曲的养子和顽固、暴戾的丈夫中，无论她如何满怀母爱，克里斯默斯都憎恨她的温情善意。善良隐忍的麦克依琴太太最终只迎来了更悲惨的结局，养子为了暗娼用凳子砸死她的丈夫远走他乡，夺走了她仅剩的积蓄。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女性米莉也同样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米莉未婚先孕，男友因为可疑的血统问题遭到了父亲的残酷杀害。米莉分娩之时，老海斯又拒绝为她请医生，眼睁睁地看着她难产而死，留下了父母都死于非命的孤儿克里斯默斯。在小说中米莉自始至终没有话语权，在风华正茂之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虽然她曾憧憬自由的生活,想象着同情人一起逃走，但终归失败，只留下孤苦伶仃的克里斯默斯。
在早期作品《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就已经开始再现女性的生活状态，并关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命运。女性成为《都柏林人》许多故事的中心人物，与男人一样，女人同样生活在毫无生气的爱尔兰这个瘫痪的城市，但是她们往往由于女性的身份而遭受更多的不幸，从而成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2] P192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初爱尔兰女性的生活状况，乔伊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伊芙琳》，《土》这些故事中，乔伊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刻画了被禁锢在家庭中女性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批评家们往往只注意到乔伊斯笔下的女性人物所扮演的有限的社会角色女性主义，从而断定乔伊斯认为女性的位置属于家庭，而忽视了乔伊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这种不合理制度的质疑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都柏林人》中的男性人物大多是不负责任的酒鬼，而女性往往不得不过着拮据的生活，在虐待中度日。《阿拉比》，《伊芙莱》，(陪衬物》和《优雅》中，酗酒粗暴的男人们可以在酒吧或是公共场合喝酒消遣、寻欢作乐，而女人则只能规规矩矩地呆在家里，无止境地干家务、照料孩子，女性被归于社会的边缘，生活在家庭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显然，乔伊斯并没有因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而对她们存有偏见。相对于众多负面的男性形象，乔伊斯对女性的再现则是同情多于憎恨。
在《都柏林人》中，处在婚姻中的女性和独身女性同样也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她们大都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而只是扮演着社会规定的角色。例如在《土》中，乔伊斯用细腻的笔触深人描写了一位老年独身女人的遭遇和内心世界。尽管在男性文学作品当中，“老处女”总是包含着某种贬义，被认为是没有吸引力，甚至是不正常的。但乔伊斯并没有带着这种偏见来刻画老处女这一形象。相反的，《土》中玛丽亚是一个富有爱心、待人友善的老人，“每个人都那么喜欢玛丽亚”。然而，外在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她局限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终日呆在牢房似的洗衣店里，玛丽亚只能从事卑微的工作，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都柏林对于她来说，是一个迷宫似的大都市，外出买蛋糕都是一种历险，需要勇气和足够的心理准备。由于她不谙世事，又过于单纯，一个“绅士”的问候使她忘乎所以，无所适从女性主义，慌乱中将蛋糕丢在了公车上。玛丽亚的遭遇暗示着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将女性幼儿化，使她们远离公众场合，没有机会同外界交流。时代的环境决定了女性有限的生活空间和个人选择，女性的反抗或多或少都遭遇失败，从而限于瘫痪的生活状态之中，没有出路。但乔伊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使读者窥视女性的内心世界，并体会到乔伊斯对她们的失败和软弱的容忍，乔伊斯所不能容忍的正是男权社会中男性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家庭中女性的“瘫痪”、禁锢的主题始终贯穿在《都柏林人》中，使读者不能否认乔伊斯对于女性苦难的关注和同情。
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女性只能处于男性权力边缘的他者,女性的存在是为了体现男性的权威,满足男性的欲望，女性自身的欲望是不可言说的。一旦女性敢于反抗、越过传统的界限，追求自身的欲望，她就注定被认为是堕落的。福克纳和乔伊斯都刻画了一系列反抗男权的女性形象。《喧哗与骚动》里的凯蒂未婚失贞，接着又被抛弃，被认为是败坏了家族的名誉。为了维护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威,杰生鼓吹女人无才便是德的歪理。他别有用心地奉承自己无才亦无德的母亲说:“大家闺秀总是不谙世故的,她们愈不懂事愈显得自己高贵。” [3] P280当凯蒂提出要像哥哥那样进学堂念书的想法时,杰生强烈的反感正是典型的男权思想:“男孩干什么,她也要干,不让干就不高兴”,他认为“这是她的虚荣心在作怪,虚荣心,还有她那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杰生不愿让妹妹接受教育的企图显而易见。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也塑造了艾迪这个反叛型的女性角色。艾迪“无法说服自己按照南方的道德标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来约束自己,像她的邻居科拉那样安分地去忍受一切。她不愿忍受”。为寻找真正的爱情,她不顾世俗的约束，做了牧师惠特菲尔德的情妇。虚伪的惠特菲尔德并不像她一样敢爱敢恨，只想保护自己既得的地位和名声。为了彻底地反抗不幸的婚姻，艾迪以死后葬于自己娘家来表达她对丈夫的仇恨和敌对。然而,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南方女性,艾迪的反叛只能如此,最终“她并不敢公开否认自己的思想和报复行为,她不敢提出离婚。和大多数不幸妇女一样,她只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和煎熬”。生活在压抑和窒息之下的艾迪，只能在默默承受中慢慢死去，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无论是受制于丈夫还是父亲，这些女性都无力挣脱枷锁获得自由和新生，福克纳在塑造她们的同时，控诉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和迫害，表现出对女性困境的深刻同情。
解读乔伊斯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可能不提到莫莉?布鲁姆—这个引起评论家们广泛争议的形象。莫莉的原型的Penelope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是一个忠贞的妻子，她终日织补，默默地等待流浪的奥德赛回家女性主义，是传统女性的理想代表。而在乔伊斯的笔下，现代社会的莫莉却是一个对丈夫不忠、对男人想人非非的女人。她追求性爱的主动和大胆使她的名字几乎等同于荡妇和妓女。批评家们往往指责乔伊斯把女性同肉体等同，认为莫莉是一个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爱欲动物。在禁欲主义风行的爱尔兰男权社会，莫莉的言行无疑挑战了迂腐的社会习俗。而她在半梦半醒之中对往事的追忆、对性的幻想只不过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的真实流露。莫莉与传统女性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她在性方面的坦率和大胆。乔伊斯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大胆描述使批评家备受刺激和震惊。然而他们往往忽视了乔伊斯对男性肉欲同样直率的描写。乔伊斯曾经说过:“包括其他的主题，这本书也是一部关于人的身体的史诗。”[4]P27因此，乔伊斯将每一章都以人体的器官命名。乔伊斯希望自己创造的人物(如同上帝所创造的那样)是具备肉体的真实人物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莫莉这个女性形象在很多方面是反传统、反男权的，她超越了以往的女性人物，是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是被动服从，而乔伊斯笔下的莫莉是主动积极甚至优于男子气概的。她敢于反抗传统，质疑男权文化对女性强加的社会角色，从不勉强同意男权社会的价值观，而用自己的视角去判断是非。显然，莫莉并不是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头脑、供男人玩弄的物体。莫莉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尽管她深爱着丈夫，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丈夫的财产，拒绝被男人物化。显然乔伊斯把莫莉刻画成了一个新女性—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她需要男性但并不依附他而存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乔伊斯颠覆了男权社会所定义的所谓理想女性，刻画了一个具有女性主义观的形象。
与乔伊斯不同的是，福克纳在塑造各种受害者和反叛者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些完美的女性形象，代表着福克纳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八月之光》中的莉娜是福克纳作品中少有的一个正面光辉的女性形象。莉娜的出现给小说黑暗的气氛增添了光芒。这个从备受压迫和制约的哥哥家逃走的乡村少女，未婚先孕的处境和一无所有的贫穷似乎只能用不幸来形容。然而，福克纳却把她的塑造成了一个自救并救他的角色。不断上路一直寻找的莉娜不仅将自己从外在象征秩序的压制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救赎和启迪着和她相遇的人们。莉娜唤醒了埋藏在邦奇心中的美好情感，使他面对和表露自己的真实感情，邦奇最后选择和她一起踏上了征程。原本只知道在黑暗中沉浸于昔日光荣的海托华，在为莉娜接生之后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女性主义，终于挣脱出过去的阴影，顿悟到自己的过错和人们应当彼此相依的生存事实，重新回归社会，开始理解拜伦与莉娜的爱，甚至同意挽救克里斯默斯这个被社会视为异类的人。莉娜的历程是自救与救赎的历程，在充满压迫和禁锢的象征秩序下，她的宁静、自由象征着自然的和谐、博大、宽容，是善的载体。她田园般的生活象征着福克纳对于生活本质的理解：自然而平实、安详而纯朴。海托华认为她是“善良的人们安静生活”的代表。莉娜与自然和他者的和谐关系体现了她的原始性存在，与南方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异化人性产生了鲜明对比。
批评家认为乔伊斯[5]215和福克纳都是有厌女情结的作家，这种解读显然是片面的。在福克纳和乔伊斯的女性形象里，有受害者也有反抗者，更有大胆挑战男权，追求幸福的女性。从伊芙琳到莫莉，乔伊斯笔下的女性都在试图冲破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制约而寻求自我。福克纳塑造的女性形象则带有更强烈的悲剧色彩，她们无声无息地生活在南方社会，在男权和清教思想的禁锢下苦熬，即使反抗也无法获得幸福。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再现和深刻同情也体现了福克纳对美国南方妇道观的批判。福克纳和乔伊斯都并没有明确地赞同女性主义，甚至没有提到过女性主义这个概念，但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却表现了他们对于女性命运的同情、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从而体现了两者对女性主义一定程度的赞同和认可。
参考文献
[1]福克纳.《八月之光》.蓝仁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2]Lawrence, Karen. Joyce and Feminism[A].In D. Attridg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 [C].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0.
[3]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4]Peake.C. H. James Joyce, the Citizen and the Artist. [M] Stanford: StanfordUP, 1977.
[5]Heilbrun, Karolyn. Afterword[A]. In S.Henke & E.Unkeless (ed.) Women in Joyce [C] New York:Cambrige UP.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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