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芝加哥图书馆就为芝加哥地区的高中学生，设计了一个免费的青少年空间，以帮助他们扩展更多的学习机会。这个项目分享了“数字能力”的共识，与不同的动机和四个主要的目标相关联。首先是确保青少年在新媒体的景观中各种不同的沟通模式有根本的认识，二是种下这样的认识：在新媒体的人工创境中，学生可以学习在多样任务中最大能量地使用沟通的不同模式，三是能够在消费和使用中能对新媒体信息的意义有批判性的思考。DYN和YOUmedia都相信，青少年的新媒体能力，应该在他们生命的早期，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当中就发展起来，并环绕在社区，学校和家庭周围。一些网络加入到这个计划与项目，如青年数字网络(Digital Youth Network)，他们从新的传播模式，新媒体的方法，新媒体信息，核心价值观（包括创造力，协作，适应性，责任，身份等）开设网上课程，并设置新媒体导师（熟练的媒体操作人和对流行文化了解深厚的媒体艺术家），设置新媒体的学习环境（大量的在线工具和资源）等，通过作品，学生有效参与。该网站还分为校外的，校内的和在线的不同项目。I do, I know之间，他们靠研究和作品，来确定新媒体能力的重点和核心。
该网站最开始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开设以研究新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和主动学习的，开始于芝加哥大学城市学院，后得到德保大学等支持发展，并开始向中小学延伸，从2010年开始，延伸到芝加哥图书馆，拟参与芝加哥Auburn-Gresham, Chicago Lawn, Englewood, Pilsen, and Humboldt Park。5个智能社区的建设，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随时随地（anytime, anywhere）”学习的机会，为相当多的青少年培养了作为21世纪公民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也开始出现新媒体专业，如北京大学设立了新媒体研究室，中国传媒大学设立了新媒体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了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设立了新传媒系，重庆师范大学设立了新媒体学院，四川大学有新媒体研究所和网络研究课程，武汉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设立了相关专业，一些高校以合作模式建立起实验室或数字基地，如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南开大学与日本索浪株式会社、数字好莱坞株式会社合作开展数字媒体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深圳大学与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国内首家“新媒体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与新华视讯手机电视台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新华社手机电视动漫频道；清华大学与德国汉堡传媒艺术与新媒体学院联手，开展面向数字奥运、培养中国广告业策略创意与高端设计人才的战略合作等；四川大学与腾讯合作建立新媒体研究所等。
（二）教育机构数字化工程扩展内容疆界
发达国家还在高校和各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图书馆所进行一系列数字化工程，基本实现了各种研究数据库的完全数字化。这样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学习、公共资源的数字化，使社会数字化进程大大加快，大大扩展了新媒体内容的疆界，加快了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发展的进程。
目前世界各地大学中，教育材料、教学过程大多实现电子化数字化：所有的教学资源和课程材料，都在网络上提供。虽然目前多数大学使用这些资源还需要注册，学生才能取得有关课程描述、课程大纲、每周的阅读材料文章和书籍、教师的课堂内容以及相关研究对象和材料的链接，讨论的观点、同学演示的不同观点和共同交互讨论研究的结论等，但共享的内容却越来越多。
世界各著名大学都在制作新媒体课程，在线提供给所有学习者。斯坦福大学免费为全世界的学生和教育者提供它的一些最受欢迎的工程课。一台电脑和互联网的连接就是所需的一切，如课程演讲录像，读物清单和其他课程讲义，测验和试验，并在方便的任何时候与斯坦福的其他学生沟通。斯坦福的项目包括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计算机的三个课程和在人工智能和电气工程上的7个先进课程。随时随地通过流媒体视频或下载存取完整的讲座，全部课程的资料,包括概要、讲义、作业和考试。并能和斯坦福学生一起在线社交。
高校学术资源数字化也在持续进行：以西蒙弗雷泽大学2010年设立的一个学术数字化基金为例，他们对学术资源进行全方位数字化，使之成为永恒的、可以非常方便地提供给学生和公众网络研究学习的知识资源。他们在2010年对这样一些学科和学者进行了数字化的支持，这些作品的数字化都具有传播和保护的双重效益。
其中比尔·里德对西北海岸的艺术研究中心数字化。阿德莱德·德·蒙尼和艺术家比尔·里德一起，从温哥华岛西海岸东南阿拉斯加到西北海岸，沿着BC省的中央海岸，第一次记录制作了其不朽的艺术和建筑共5000张图片。该项目将Kwakwaka 'wakw村庄的图像进行数字化。还有辛蒂·巴顿（Cindy Patton）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材料的数字化。《性健康报告的数字化(1979-1993)》，是该大学图书馆主办的社区卫生网络数字化档案研究资源(CHODARR)。阿廖沙·克雷（Allyson Clay）则对当代艺术文本和图像进行数字化。斯蒂芬·科利（Stephen Collis）则选择加拿大4个诗人的盒带音频资料进行数字化。
又如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对1536-1642图书馆缩微胶片的数字化。这些资源提供历史学家、文学学者和文字工作者在早期拥有关键文本方面具有无价的信息与传播价值。安德里·盖杰（Andrea Geiger）对本拿比国家博物馆中加拿大的日本人的口述历史进行数字化。对350盘磁带中对二战期间加拿大早期日本移民包括渔民、农民和林业工人等的采访进行数字化。玛丽爱伦·克穆（Mary-Ellen Kelm）则对跨加拿大西部圈地课题的研究中收集的材料进行数字化，探讨国家和Metis人扮演的角色，对口述历史记录和目前在公共领域和西部加拿大报的剪报进行数字化。而凯特轩尼诗（Kate Hennessy）对1992-1999年间对哈里森和弗雷泽江河的汇合焦点处的密集考古发掘工作照片材料进行数字化，大幅增加这个项目互动网络研究的在线使用价值。该大学每年都有选择地对一些学科和课题进行数字化。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更有把所有藏品的数字化这样巨大的工程。总之，对学术研究资源，历史资源，进行保护性、扩展学习研究和传播性的数字化工程，是大学有计划进行数字化的重要战略之一。
所有大学这样的学术资源数字化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大学教育体系在数字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并留存给整个社会分享这些数字化成果，对大众进行媒体能力的影响。
（三）智库机构教育研究推动社会公共服务
教育研究中心直接研究新媒体的社会应用，并产生非常强大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服务的案例，莫过于美国的数字政府研究中心。北美的数字政府研究开始于90年代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三大中心（哈佛-麻省国家数字政府研究中心，纽约州立大学政府技术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数字政府研究中心），都是社会服务型应用型研究。加拿大从2000年启动“在线政府计划”，分三个阶段推进，建设、反馈、修改，最后完善，成为一个新媒体和电子服务集群，在不断的研究、实施、完善过程中，2004年起，加拿大所有的政府服务都可以从电子手段获得。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