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企业年金替代率测算及其敏感性分析*_期限结构

图1：交易所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

注释：根据中债信息网的交易所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明细数据绘制，数据起始日期为2010

年3月9日，横轴为待偿年限。即期收益率是零息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即期收益率曲线描

述了利率期限结构。

7. 贴现因子

贴现因子(discount factor)，也称折现系数、折现参数。如果计划以国债投资对企业年金负债（企业年金待遇给付额）进行筹资，那么企业年金给付现金流的贴现因子就根据国债到期收益率进行折算，即贴现因子= 。表1为各设置参数的值：

表1 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的参数设置

三、企业年金替代率测算及其敏感性检验分析

把第二部分的参数带入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应用MATLAB编程计算的替代率为20.50%。刘昌平教授在2005年的研究中把企业缴费率设置为1/6，达到了公司和员工个人缴费合计的上限，他计算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为26.46%论文网。如果把我们的模型中的企业年金缴费率参数设置为为1/6，计算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为27.33%，多数企业难以超过国家规定的上限，按缴费率上限计算的企业年金替代率替代率有所高估。

以下通过计算α、β、c、 i、g这5个参数的微小变动对企业年金替代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得出敏感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α、g与替代率r呈反方向变动, β、c、 i与r呈正方向变动，其中i的敏感性最强，即i每变动1个百分点, r将正向变动1.3个百分点，其余依次是c、β、g、α，最弱是α。

表2 企业年金替代率敏感性检验结果

注释：Δα/α表示开始工作年龄增加1岁，相对于基值18岁，增加了5.56%；Δc/c
 

表示缴费率提供1%，相对于基值12.5%，增加了8.00%。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工作年龄α有逐渐提高的趋势。随着开始工作年龄的提高，积累时期缩短，有降低企业年金工资替代率的作用期限结构，但目标工资替代率对α的敏感性很弱。工资率增长1%，会使企业年金替代率下降0.92%，这种较强的敏感性意味着，工资增长率上升对职工退休后生活水准的维持有不利影响。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温家宝还指出，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要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那么提高总体工资增长率将是我国未来宏观经济目标之一。目前实行企业年金的多为国有垄断企业，要缩小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鼓励非国有中小企业加入集合企业年金。中国民生银行、太平养老保险公司、招商银行等机构都已推出各自的中小企业年金产品。从控制垄断行业工资增长率角度看，工资增长须放缓；而从提高中小企业工资水平的角度看，工资增长率将进一步有上升的空间；未来总的工资增长率情况将取决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投资收益率i敏感性最强，但从图1的我国债券利率期限结构看，长期债券投资收益率一般不会超过5%，具有套利投机性质的远期收益率也几乎不超过6%，对于进一步提高企业年金工资替代率作用有限。缴费率c提高1%，企业年金替代率r增加1%。通过提高缴费率以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其效果是比较直接而显著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于2004年5月1日开始施行。此后，部分省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比例，到2007年10月，我国共有19个省通过了税收优惠政策，税前列支比例从3％-12.5％不等，税收优惠的政策比较分散，出台税优的法规级别不一。这种层次参差不齐的税优措施因为缺少一定的权威性，无法有效地激励年金市场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和职工的福利待遇[⑤]，实际情况是不少企业已经选择观望并减少企业缴费。出台高行政级别、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对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延长退休年龄1%，可以增加企业年金替代率0.97%期限结构，r对β有很强的敏感性。2007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中提出，应当在规范现有退休年龄的基础上，以2040年实现男女同龄65岁退休为基本目标，进行倒逼式的制度安排，女先男后，小步渐进，逐步延长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根据我们的模型，如果退休年龄提高到65年，那么替代率将从20.20%增加到23.32%。国际上普遍实行随着人口寿命延长而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如美国67岁，英国、新西兰、比利时65岁，匈牙利62岁（刘昌平，2005）。目前提高退休年龄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就业压力过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10年3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目前条件尚不成熟。蔡昉认为，当前处于退休年龄者与大学毕业生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和14年，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并无竞争力，很可能处于既找不到工作、又得不到社会保障的尴尬与无助状态论文网。因此，应在未来择机采取小步渐进方式延长退休年龄[⑥]。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的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达到10.09亿的峰值，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年后结束。根据《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的预测(2000年)》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2025年的19.5%一直持续上升到2050年的29.9%；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2035年的19.0%一直持续上升到2050年的22.7%。也就是说在未来20年，我国既仍然面临巨大就业压力，又面临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持续挑战；而在2030年后，“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随着“人口红利之窗”逐渐关闭，社会抚养比会不断提高，生产性人口比例也将下降，这些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可以降低抚养负担，但日益“老化”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带来投资收益率i和工作增长率g的下降期限结构，g与替代率r呈反方向变动, i与r呈正方向变动，替代率对这两个参数都有很强的敏感性。那么，在社会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会使增加替代率；而工资率下降会使替代率上升，投资收益率下降会使替代率下降。

四、进一步分析与建议

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缴费率等其它参数，替代率将下降，职工退休后生活水准随之下降。如果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工资率将上升；但倘若不能改变我国企业年金的主体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状况，对垄断行业工资水平的调控将抑制实施年金制度企业的工资增长。工资增长态势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增强企业年金计划的灵活性，根据变化的情景调整缴费率、退休年龄等，使得替代率保持合理水平。

通过提高缴费率以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其效果是比较直接而显著的。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多缴费。但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⑦]。因此，再提高企业年金缴费率难度颇大。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设想，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目标替代率为60％，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为20％左右[⑧]。但这个基本养老金目标替代率是按基本养老金与缴费工资之比计算的，实际工资可能远高于缴费工资，按在职时的实际工资计算，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的目标替代率达不到50%~60%。而李社环（2008）估算我国现行制度下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大约在35%左右。60%的目标替代率也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替代率保持在70%-80%可以保证员工退休后生活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因此，需要再通过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来弥补这个缺口。虽然社保缴费很高，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社保依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也是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不高的原因所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不足，给企业年金计划留下了发展空间。但也由于社保缴费率已很高，所以，通过提高缴费率以增加企业年金替代率的方式是比较困难的。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年金替代率，提高企业年金的保障能力和补充性作用，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投资收益率期限结构，增强风险控制水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投资收益率是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的重要途径。我国资本市场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完善合理的资本市场体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这些都将构成制约我国企业年金计划发展的因素论文网。目前还难以放宽企业年金投资限制，难以拓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渠道，特别是增加股票等权益类品种的投资还面临较大风险。而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下行风险加大，成立8年来，一向以稳健著称的社保基金在2008年的大熊市面前，投资A股市场出现亏损，全年权益投资收益-6.75%，社保基金2008年权益投资亏损在350亿元左右[⑨]。只有保持比较高的投资收益水平，才有可能使员工退休后的收入有所保障。而为保证企业年金的一定投资收益率，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投资工具方面，要求具备多样化的、不同收益/风险水平的投资产品，作为投资组合的基础；在运作管理方面，要求存在大量掌握前沿金融理论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和专业基金管理公司；在监管方面，要求具有严格但能洞察其需要的外部监管环境。

（二）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并杜绝违规提前退休。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减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给付压力，同时也将减轻企业年金的给付压力。目前我国仍存在农民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因此，应在未来择机采取小步渐进方式延长退休年龄，才不一定会加剧就业压力。某些企业为甩包袱少缴纳养老保险费，鼓励职工提前退休。将老员工当做“包袱”甩给社会，是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从当前看，可能减少企业运营成本，但从长远看，会伤害员工的感情期限结构，让在职的员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而企业要摆脱困境，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进行技术改造，提升产品的竞争力，而不是靠裁员、减薪等手段。为防止一些企业违规操作，让老员工提前退休。各级工会组织和政府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对此进行监督，并制定相关政策，明确规定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理。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使替代率上升而赡养率下降，能够解决养老保险制度陷入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困境。

（三）加快立法、完善税收优惠制度，为企业年金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目前基本法律制度的缺乏、税收优惠政策的缺乏和不落实、运作模式的非市场化、管理方式的落后等，都制约了企业和职工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制约了企业年金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并发挥企业年金的补充保障功能，就须从制度建设人手。当务之急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年金的性质、建立条件、相关各方的责任、经营机构的资格、运营管理方式、投资运作限制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其次要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予以落实，利用税收杠杆鼓励企业和职工积极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在计划的经营和运作方面，政府应积极行使监管的职能，不断规范企业年金的市场化运作，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昌平（2005）：《中国企业年金工资替代率敏感性研究》，《世界经济》，第10期。
2.刘子兰（2007）：《社会保障基金和企业年金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3.李社环（2008）：《我国基本养老金精算假设的实证分析》，《预测》，第6期。
4.卢仿先、张洁瑜（2009）：《企业年金对退休收入替代率的影响》，《统计与决策》，第16期。5.卢仿先、陈芳芳（2006）：《企业年金提高退休收入替代率的实证分析》，《金融经济》，第8期。
6.徐颖、张春雷（2008）：《基于MCMC随机模拟的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率的测算》，《统计与决策》，第24期。
7.郑婉仪、陈秉正（2003）：《企业年金对我国退休职工养老保险收入替代率影响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11期。
8.Aaron, Henry J(1966),The Social InsuranceParadox.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Science.32, pp. 371-377.
9.Diamond, P. & Mirrlees, J(1978),Amodel of Social Insurance with Variable Retirement.Journalof Public Economics .10, pp.295-336.
10.Feldstein, Martin(1996),The MissingPiece in Policy Analysis: Social Security Reform.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86, pp.1-14.
11.Kotlikoff, 1979. Laurence J. Kotlikoff ,Social security and equilibrium capital intensity.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93 (1979), pp. 23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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