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企业年金在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年金替代率是企业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构建了一个测算企业年金替代率的现金流平衡模型。基于现金流平衡模型，我们对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的诸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不同于大多数的以往研究方法，我们应用三状态Markov转换模型分析了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的走势。研究表明，延长退休年龄或提供投资收益可以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因此，必须通过改善企业年金资产的投资环境，实施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其他措施，为促进企业年金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论文关键词：企业年金，替代率，期限结构，敏感性分析
一、引言
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3.77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9.73亿，60岁以上老龄人口1.73亿。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5.22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9.39亿，60岁以上老龄人口4.38亿[①]。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建立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险体系设想。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对个人而言，企业年金丰富了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渠道、拓宽了退休收入的来源、带来了延迟纳税的好处；对企业而言，企业年金丰富了用以吸引和留住员工的福利计划，同时也享有延迟纳税的好处；对国家而言，通过颁发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年金计划的发展，鼓励以企业和员工为主体解决养老问题，可以依靠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速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不断下降，客观上要求企业年金发挥越来越大的补充作用（卢仿先、张洁瑜，2009）。
养老金制度已成为世界多数国家保障公民老年生活的重要公共政策选择。由于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养老金制度的天生弱点是以社会理性代替经济理性，当其理论前提—阿伦条件(Aaron condition)不成立时(Aaron,1966)，即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就会入不敷出，财政不堪重负，从而宣告现收现付制失效。即使在简单的经济中，引人现收现付制不仅有可能大幅度降低资本存量(Kotlikoff,1979)，还有可能严重扭曲劳动力供给(Diamond,MirrlesS,1978)。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养老金制度改革正是因为大部分国家人口进入老龄化，以及经济增长减速而引发的，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工薪税、降低养老金待遇标准等政策措施的作用都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以基金积累制(funded fully)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年金制度自然地成为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性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Feldstei (1996)认为如果将美国现收现付制改变为以积累为基础的个人账户制的话，将提高25%的总资本存量，并可以带来5.7%的GDP增长。企业年金制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在明确职工年金缴费的产权、提供工作和投资激励的同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企业年金替代率是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退休后每年领取的企业年金额与本人退休前一年工资的比例敏感性分析，用以表示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收入替代职工工资收入水平的高低。企业年金替代率水平是养老保险平衡的基本变量之一，它一方面反映参保职工退休前的缴费负担，另一方面也反映参保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研究企业年金替代率水平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退休养老金收入相对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合适比例，以确保退休职工与在职者收入的均衡。替代率太高，会造成参保职工在职期间与退休后收入无明显差别，降低工作积极性；替代率太低，参保职工退休后从企业年金获得的收入较低，生活水平可能受到影响（张郧，2009）。企业年金替代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也与企业的长期经营效益有关。
企业年金替代率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关注。部分学者根据当时的经济与人口特征，测算并分析了中国企业年金替代率。刘昌平（2005）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提高投资收益率对于完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有积极意义；卢仿先和陈芳芳（2006)认为企业年金本身能提高退休收入替代率。在研究方法上，部分学者作了一些不确定性随机模拟尝试，如郑婉仪和陈秉正（2003）等针对投资收益率的金融时间序列波动性特征，通过设定年收益率的对数正态分布参数来预测各期的收益率；徐颖和张春雷（2009）应用随机波动模型模拟计算投资收益率。在新的形势下，经济、人口等环境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我国2006年开始使用《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很多以往研究是基于老的《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根据统计数据，工资增长率亦发生了变化；相关权威研究部门对工作开始年龄等作了新的预测；等等。这就需要针对新形势对替代率测算中相关参数重新认识和设置。另一方面，对于新出现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其积极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鉴于随机波动模型适用于研究高频短期数据的波动性，其对长期年金投资收益的预测并不理想，总的看来，其预测值与大多数研究相比偏小。金融时间序列的分布大多呈现尖峰厚尾特征，并不太满足正态分布的假设。现有年金投资收益率预测模型忽视了年金投资基于稳健原则以国债投资为主，而国债作为固定收益证券，其利率期限结构对其长期收益率起着重要作用。根据以上研究方法的探讨，我们在本研究中将基于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推测投资收益率。
二、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及其参数设置
（一）模型
通常的替代率测算模型是年金计划的收支平衡模型，即缴费现金流的价值等于给付现金流的价值再扣除管理费用；更具体地说，若忽略不计年金基金的管理费用，年金缴费现金流在退休时刻的积累值应等于年金给付现金流在退休时的贴现值。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大小依赖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及其参数假设。考虑到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趋势以DC型(defined contribution，缴费确定型)为主(刘昌平, 2005)，本文仅讨论DC型企业年金的工资替代率问题。这种类型的年金计划先确定供款率，然后根据计划的缴费积累和投资收益状况确定替代率水平。运用保险精算原理构建企业年金缴费的现金流平衡模型：
S= (1)
P= (2)
P=S(3)
其中：S为α岁职工在β岁时缴费积累的总额，P为α岁职工退休后各年的企业年金待遇给付额在β岁时的精算现值；α为开始工作年龄, β为退休年龄，θ为生命表中最高死亡年龄，g为货币工资增长率，i为基金预期投资收益率， 为贴现因子，w为α岁初年平均货币工资，r为企业年金工资替代率，c为企业年金计划缴费率,  为退休期生存概率；P=S意味着年金现金流平衡。根据现金流平衡模型，企业年金替代率r可由下面的公式确定：
 (4)
（二）参数设置
1.工资增长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的1978-2007年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其为8.79%中国论文网。而我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在巨额投资拉动下达到8.7%，2010年继续提出保8%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的“十二五”研究报告建议，“十二五”规划的增长指标宜将年均经济增长率定在7.5%[②]。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因此我们将工资增长率设置为7%。
2.开始工作年龄
按照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和西安等五个城市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参保职工就业年龄为16岁，但其对2001-2050年中国城镇在职职工平均就业年龄的预测，2001年平均就业年龄为16岁，2005年平均就业年龄为17岁，2010年以后平均就业年龄为18岁[③]。因此本文根据其调查结果和预测参数估计统一的平均就业年龄为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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