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之研究方法及角度之层出不穷，不一而足。
此外，研究者视野之开阔可谓空前矣。在新的研究者那里，沈从文的著作以及沈从文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沈从文所禀赋的文化、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诸多具有拓展性、延伸性的命题。高恒问将沈从文置于“京派”文人群加以考察（《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12月），刘洪涛、刘一友研究沈从文创作与传统文化的承传（《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沈从文与湘西》，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彭晓勇追寻学校教育及自学经历与沈从文创作之关系（《沈从文与读书》，明天出版社，1999年12月），韩立群探讨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关系（《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齐藤大纪（日）仔细爬梳海外沈从文研究的现状（《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昨天、今天、明天》，吉首大学《永远的沈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2002年12月），以及聚焦于沈从文人生经历与其创作道路的多种“沈从文传”。此外，在过去的研究中不太为人所重视的沈从文的散文、诗歌、杂文、戏剧、文论、军旅小说、实验小说、文学批评、佚文废简、建国后文学写作生活、西南联大时的文学活动及文学思想等诸多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都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甚至一些看似陈旧的命题也在学术界开始回暖，沈从文与鲁迅、废名、师陀的乡土小说比较研究做的人就比较多，不过没有多少新的东西。最近几年，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研究、沈从文军旅小说研究以及上海租界时期沈从文研究都是这一领域内的热点。论文《租界生活与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嬗变》（李东永，《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上海租界——解读<阿丽思中国游记>》（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联大时期沈从文的知识分子观》（凌宇，张森.《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5月20日）《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孙士生，《山东文学》，2005年第8期）是在这些方面的有见地、观点新的代表性论文。不过，这较之于对沈从文小说研究的已有成果，研究者的关注还是十分不够的。固然这与沈从文主要是一个小说家，在其他方面的成就逊色一些有关，然而作为沈从文文学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理应得到重视，否则我们便无法全面完整地把握和理解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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