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后的余永祥在其《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画卷》中延续了这一思路。二、对沈从文的创作方法做出辨析，极力证明其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比如刘一友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浅谈沈从文的作品与人品兼及湘西的沈从文热》（1982年《吉首大学学报》第二期）一文中就指出沈从文“创作方法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三、从正面肯定沈从文的“人性”命题的合理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从文在此之前一直是“人性”这一字眼的受害者。然而这一为很多人所避讳的词却是沈从文作品的美学基础，也是接近和阅读沈从文的一把金钥匙。离开了她，研究者便寸步难行。所以在重构沈从文文学价值和地位的浪潮中，研究者也开始为他的“人性”命题解套。比如吴立昌在《试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一文中，认为“沈从文那座供奉人性的小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对人性美的赞扬和讴歌；二、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
以上三个方面的成果，对于沈从文研究旧有学术格局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为大陆沈从文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些研究的局限。当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去证明沈从文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时候，为沈从文作品寻找现实主义元素的时候，为沈从文“人性”命题探析其合理内核的时候，是否已经意味着对于过去研究模式和研究标准的默许和遵循？作家的政治立场是否就一定决定了他的文学成就？现实主义是否就一定优于其他的创作方法？
这些观念陈旧和方法简单的毛病，在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得到克服。以三部为学术界所高度评价的著作（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出版为标志，沈从文研究开始进入第四个时期——多元拓展期。这一时期的沈从文研究无论是在研究人数、研究著述的规模还是广度和深度上均实现了对之前研究水平的超越。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陆沈从文研究的持续升温吸引了众多的学人参与到这一学术领域的多声部大合唱中来。在这支数量不菲的学术队伍中，涌现出了凌宇、邵华强、虞建华、吴立昌、赵学勇、王继志、韩立群、刘洪涛、金介甫、夏志清、司马长风、夏华苓、王润华、小岛久代、城谷武男、齐藤大纪、中野知洋、福家道信等一大批功底扎实、眼界开阔、成果丰富的中外沈从文研究专家。
研究者队伍的壮大带来了研究著述的激增。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7年止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沈从文研究专著达67部之多，其中《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美）金介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吴立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韩立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沈从文小说新论》（（新加坡）王润华，学林出版社，1998年9月）、《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杨瑞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5月）以及《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刘洪涛，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巫觋人文：沈从文与楚文化》（周仁政，岳麓书社，2005年）在研究水平上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成为沈从文研究学术大厦不可或缺的基石；自1998年至2007年间国内公开出版的工具书、论文集、专号达30余部（辑），其中由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辑的《沈从文研究》专号，在国内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关于沈从文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及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
除此之外，论著中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的极大丰富更是不容忽视的。1985年以后沈从文研究一改过去政治—社会批评一统天下的单调格局，企业管理论文历史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民俗学、精神现象学等诸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引入，极大的推动了沈从文研究的多元化发展，使这一领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凌宇、赵学勇分别在的《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1986年《文艺研究》第2期）、《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中用后现代文化冲突理论探求沈从文创作的文化根脉；杨瑞仁在《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中采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辨析沈从文与世界文学大师的异同；金介甫在《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1987年台湾《联合文学》3卷3期）中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域色彩；刘文良在《生态意识关照下的女性叙事》（《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3月）一文中采用生态美学理论为沈从文女性叙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这一理论已成为新世纪以来解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一个方法热点，为众多研究者所采用;邓齐平在《文字·生命·形式 符号学视野中的沈从文》（远方出版社，2004年5月）中试图采用符号学理论寻求重新阐释沈从文的可能；陈力君在《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狂欢化倾向》）（《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11月）一文中拟借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给过去研究者关于沈从文“牧歌”风格的定调以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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