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三国邺下时期，曹氏父子周围才俊层涌，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文士集团。此一时期的赠答诗创作非常兴盛，并且出现了许多优秀之作。本文对此时期的赠答诗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期，认为赠答诗从内容上来说可明显的分为三个阶段：前邺下时期、邺下时期、后邺下时期。此三个时期的赠答诗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
论文关键词：邺下时期,文士集团,赠答诗,三个阶段,特点
考察邺下文士集团，如只局限于邺下十余年间事，则有断章取义的割裂之憾。是以下文将以“前邺下时期”、“邺下时期”、“后邺下时期”三段来进行分述。
一、颂美期许与乱世悲歌
——前邺下时期之赠答诗
前邺下时期，诸文士身遭离乱，尽尝颠沛流离之苦。少数几首流传之赠答诗作，多为送别诗，即“临别赠诗”传统的存续。
整个建安时期赠答诗共二十七首，前邺下时期可确知者为王粲的《赠蔡子笃》、《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诸诗。确证原因有二：一为诗体特征皆为“四言正体”，与邺下赠答诗之“五言流调”气格不类；其次是作诗之背景，《赠士孙文始》一诗，《文选》李善注曰：“四言。《三辅决録》赵岐注曰：‘士孙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学，年十五能属文。……与山阳王粲善，当就国，粲等各作诗以赠萌，于今诗犹存也。’”此说明当作于建安元年，粲等未入邺下。《赠文叔良》诗，李善注曰：“四言。……献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刘表。然叔良为从事，盖事刘表也。详其诗意，似聘蜀结好刘璋也。”可知此诗作于初平前后，陆侃如先生定此诗为建安三年。《赠蔡子笃》一诗，是王粲在荆州时送蔡子笃到济阳去所作，所以也为建安前之事。
这三首诗出于王粲一人，且都被选入《文选》，作为前邺下时期的赠答诗代表作品（实际上留存的情况是有赠无答），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这一组诗上承赠言传统及汉末文士飘零的忧伤情结，自成一格，具有鲜明的过渡型特点。
首先，“谋言必贤，错说申辅”的颂美规箴直承“吉甫作诵”的上古传统。如《赠文叔良》“翩翩者鸿”，此诗以“翩翩者鸿，率彼江滨”起兴，“君子于征，爰聘西邻”点出送别缘由。文叔良之“爰聘西邻”实为一深具政治意义的行为，这与先秦时申伯之衔命西征，同为身负国家重任。何绰《义门读书记》曰：“犹有古人赠言遗意。” 。“赠言”往往带有叮嘱劝诫意味，这是上承上古传统的一个显著标志。不过这种规箴全然是以个人情感发抒为基础的，不同于“吉甫作诵”是以王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赠文叔良》诗发抒的全然是个人对朋友的情感期许。《赠士孙文始》诗也是如此，“尔之归番，作式下国”、“慎尔所主，率由嘉则”、“古人所箴，允矣君子”等等殷切期盼，一唱三叹。 然而，王粲在这些诗中，在那种冠冕堂皇的规箴背后，却表现了一种让人压抑的忧郁，一种莫名的伤感。汉末中下层文人尤其是像《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那种彷徨失路的情绪深深的影响了如王粲一样的建安诗人。这也许是乱世意蕴在诗人心中的投影，但更多的却是诗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人感情的细腻敏锐所致。如《赠蔡子笃》，诗中“蔚矣荒涂，时行靡通”、“悠悠世路，乱离多阻”、“风流云散，一别如雨”、“瞻望东路，惨怆增叹”等等诗句，简直就是《古诗十九首》的隔代同响！这种悲感动人的个人化抒情诗句，在以往的赠言诗篇中是看不到的。
二 风 流 俊 赏 与 慷 慨 陈 情
——邺下时期之赠答诗
曹操都邺，下“三令”、“设天网”以收天下才士，文士由乱离之中走进安定之所，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自以风云际会，大有立业扬名之心。曹丕《与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种急欲建功立业的思想在此时各赠答诗篇之间俯拾皆是。邯郸淳《赠吴处玄诗》曰：“我受上命，来随临葘。……圣主受命，千载一遇，攀龙附凤，必在初举。……”在这“千载一遇”之际，诗人以“自强不息”与友人共勉，正是这种进取情绪的集中体现。其他一些诗句也都是这样：
猥蒙惠咳吐，贶以雅颂声。高义厉青云，灼灼有表经。（刘桢《赠徐干诗》）
凤皇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
羞与黄雀群。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刘桢《赠从弟诗之三》
刘桢在建安文士集团中是个有个性的人物。任五官将文学时因“平视甄氏”而被“减死输作”。他在应曹操辟后写的第一篇作品《遂志赋》代表了当时在邺诸文士的普遍心态：刘桢将曹操辟召自己说成是“披此丰草，乃命小生。”表示愧不敢当，途行赴邺，所见景物，一片光明灿烂，正如赋题“遂志”所示，表现了作者初被征辟时惊喜激动的心情及初出茅庐涉世未深受宠若惊的神情。这为上述所引赠答诗作了最好的注脚。
这一时期曹植作为文坛大纛，与其它文士留下了大量的应答酬唱诗篇，同时由于他其特殊地位，赠答酬唱之中，除有普通文士的共同情怀外，充满着新政权生机勃勃的新兴气象，以及激励诸子共建勋业的壮烈情怀。试看其《赠徐干》：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
志士荣世业，小人亦不闲。……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此诗写出了“志士”情怀：一方面以“志士”自励，同时也以“志士”精神勉励徐干。陈祚明评之曰：“友谊真至。 ‘知己谁不能’，亦寓不试之感。‘良田’以下慰勉有古风。”（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又《又赠丁仪王粲诗》“从军度函谷”诗，诗写从军所见所感，所见景象壮丽阔大，所感也是“四海无交兵”的宏伟勋绩，同时规勉王粲、丁仪以“中和”之心为国家出力。生活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使邺下文士集团各成员除抒发建功立业的热望而外，也用大量的诗篇来歌颂富足安逸的现实生活。曹丕《又与吴质书》曰：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此也作了更详尽的叙述：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其中论述了当时文风之盛的原因、文学集团之组成、诗文创作的整体情景及所形成的共同风格。如曹植《赠丁廙诗》，繁钦《赠梅公明诗》，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等等莫不如此：忘我的友情，娱心的博弈，河畔的流觞，甘美的肴果，悦耳的丝竹，既是日常生活的诗化，也是诗化了的日常生活。诗人们的胸怀，已经向日常生活敞开了，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抱负、理想了。
然而，建安文士毕竟是饱经沧桑的。上面如许清词丽句并非是沉沦于感官享受的一种表现，而是珍视生命的另一种方式。在热闹纷纭的背后，诗人们时不时表现出对流离生活的感慨，以及由自己急欲建功立业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所引起的矛盾苦闷心情。刘桢《赠徐干诗》 “谁谓相去远。”与徐干《答刘桢诗》“与子别无几”之间一组完整的赠答诗：刘桢因不敬而被刑，其现实的悒郁之情自不待言，因而除极言别后相思外，最后露出了“我独抱深憾，不得与比焉”的惆怅失意之感。徐干诗以“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之语回应刘桢之思念之情外，亦以“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的暗喻，极力释其愁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抛开自身的因素，更有社会政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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