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科举制度扩展了统治者的阶级基础，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传播，给世界文明带来深刻影响，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科举制,文化,科学
首先，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展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隋唐之前，实行“九品中正”选官制度，选拔的标准全凭门第出身，世族门阀由此垄断仕途，大批出身低微的优秀人才被摈弃于政权之外，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隋唐之后开科取士，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为一般地主和庶民子弟敞开了入仕大门。历代科举制度都曾经规定，除罪人、倡优及皂吏外，其他皆可参加科考。许多出身低微者通过科考跻身仕途，如唐代的马周、张玄素、皮日休等人皆出身寒素，由此登朝为重臣。由于选拔标准的变化，至少在形式上给几乎每个人提供了参与政权的均等机会，从而缓解了中小地主和庶民因不能进入仕途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效地笼络了广大知识分子，大大拓宽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正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新唐书·太宗本纪》）
其次，科举制度刺激了封建文化教育的传播发展。
在隋唐以前的九品中正制下，获取功名权力的条件是世袭的身份，而非个人的努力与学识水平，整个社会缺乏强大的文化知识的利益刺激机制，故文化知识的传播范围往往局限于少数的世族阶层。在科举制度下，知识文化成为获取地位功名的基本条件，从而大大刺激了民众读书求知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尚，使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唐代时，社会上已是“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是以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通典·选举》）
再次，科举取士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分六科取士，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其中仅明算是考数学计算，尚属自然科学，其它皆属文史之类。明代以降，诸科均取消，只设进士一科，考试内容完全限制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之内。因为科举考试把自然科学知识排除在外，所以文人学士“皓首究经”，对自然科学却不屑一顾，这种知识结构上明显的缺陷性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构成了极为不利的因素。士大夫整日沉迷于之乎者也，三皇五帝之中，个个究奥经理，出口成章，文采绝世，在今日看来皆为“文史大师”，可同时他们对自然科学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清代乾隆年间，“大考翰林，诗以眼镜为题”，结果“有茫然不知眼镜出处者多矣。”（《淡墨录》卷16）当然，这并非说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蠢才，而只能证明他们受的教育中没有自然科学的成份。虽然历史上有少数科学家如沈括、徐光启是科举出身，但他们的科学知识则是自学的结果而非科举制度的产物，其他大多数科学家如李时珍、宋应星、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皆与科举无缘。另外，明代以后科举以八股取士，必须用朱熹的《四书》注解立论，按及其刻板的格式应考，绝对不允许自我发挥。这样，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之僵化而失去创造能力，这种知识群体的个性丧失萎缩对科学的发展创新亦是不利因素之一。
最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给世界文明带来深刻影响。
早在元代，我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制度就开始在西方传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从政十几年，对这种制度十分了解，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高度评价了科举制度，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明代时，传教士克鲁兹、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等人也曾著书，专门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此后利玛窦等人亦多次向西方介绍推荐科举考试制度，使其在欧美等国引起强烈反响。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对中国考试制度进行专门的研究探讨。尤其在19世纪英国的文官制度形成中，更是借鉴了中国科举制中的公开考试和择优取士等合理内核，使中国古代文明溶入世界，至今仍产生着积极作用。
总之，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它的消极作用亦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对它的反思与借鉴仍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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