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曹植诗歌比较—兼论二曹诗史地位的形成_原因探究-论文网

二曹的诗歌各有千秋，本来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建安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与二曹个人命运的沉浮，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更影响了接受者对二曹品评的结果。曹植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被追捧与推崇的地位，极少有人提出异议。而曹丕那流离于乱世的便娟婉约，在当时的确难敌少年得志人曹植的词采华茂对接受者的说服力。但通过刘勰、刘履、徐祯卿、王世贞、胡应麟、张溥等人对曹丕的重视，特别是王夫之“子桓天才骏发”的赞美，迎来了曹丕诗歌美学价值再挖掘的时代。而这些文评家的批评的发展过程就是“扬植抑丕”现象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也是二曹诗史地位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2、二曹诗歌分类

曹丕和曹植一个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个是“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诗风差异较大，因而比较方法的选择就显的至关重要。通过对曹丕、曹植二人诗歌的解读不难看出，由于二曹生活的环境类似致使他们的诗歌题材内容有很大的相似度。而历代研究者对二曹诗歌分类的数量、类型、名称及其标准又大不相同。

如章新建在《曹丕》中将曹丕的诗歌分为八类：第一类是歌颂出征类，如《黎阳作》、《广陵于马上作诗》等；第二类是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陌上桑》（弃故乡）等；第三类是歌颂帝王都市的繁华生活，如《于谯作》（请夜延贵客）等；第四类是揭示阶级矛盾的作品，如《上留田行》等；第五类是表达疾虚妄思想的诗作，如《折杨柳行》；第六类赞美了纯真的爱情，如《钓竿行》、《秋胡行》（朝与佳人期）；第七类是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如《寡妇》、《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见挽船士兄弟辞别作》；第八类是写景咏物诗，如《于玄武陂作》、《芙蓉池作》等。

而袁行霈把曹丕的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宴游诗，如《芙蓉池作》、《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败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

钟优民在《曹植新探》中把曹植的诗歌分为四类：第一类诗多取材于宴游，反映贵族阶层的生活情趣，如《斗鸡》、《箜篌引》、《公宴》、《芙蓉池》、《侍太子坐》等，皆谢灵运所谓“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序》）之作；第二类是反映现实的作品，谢灵运早指出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如《送应氏诗》等；第三类是描写边远地区人民极端贫困的诗，如《泰山梁甫行》、《赠丁仪》、《喜雨》等；第四类是描写征夫怨妇的心酸痛苦，如《情诗》、《门有万里客》、《当来日大难》、《杂诗》、《七哀》、《浮萍篇》、《上山采蘼芜》、《种葛篇》、《弃妇诗》等。

袁行霈也把曹植的诗歌分为四类,但分法不同：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七哀》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第三类是述志诗。《杂诗》（仆夫早严驾）第四类是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诗》、《升天行》等。

由此可见，对二曹诗歌的明确分类是研究和比较二人诗歌的基础。根据二曹诗歌的题材内容，总结历代研究者在二曹诗歌分类上的一些看法，我将二曹的诗歌皆分为五类，即：

另一方面，从诗歌体制上来分，二曹皆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诸体。四言有曹丕的《煌煌京洛行》、曹植的《远游篇》等；五言有曹丕的《杂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六言有曹丕的《黎阳作诗》、曹植的《寡妇诗》等；七言有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对酒行》等；杂言有曹丕的《大墙上蒿行》、曹植的《当来日大难》等。但还有一些带骚体特征“兮”字的诗歌，如曹丕的《寡妇诗》、曹植的《离友诗》等。章新建在论及曹丕的七言诗地位时说：“作为文人创作的七言诗，虽源于汉代，但流传下来的除了零星残句外，只有张衡的《四愁诗》，但诗中还都夹用了骚体的‘兮’字，不能算作纯粹的七言诗。”因此，我将二曹带有‘兮’字的诗歌单独分出来，列为楚辞一类。即二曹诗歌在诗歌体制上，分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和楚辞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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