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从文化角度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涵丰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文化解读。民权节制治权的政治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三民主义，文化，孙中山，思想，解读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文化观是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观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的纲领和指导思想，也是孙中山在世时期中国国民党文化观的集中体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相比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因而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具有政治文化涵义，从文化角度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代表性的文化观之一。
一、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文化解读
中华文化精神亦即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它作为中华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外在体现是中华文化的灵魂。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1]中国人的团结力不仅应当及于“家族”、“宗族”，而且应当及于“国族”即“民族”。他认为，中国人所说的“王道”就是顺乎自然，“用王道造成团体，便是民族”。 [2]
而维系或者凝结民族的力量有五种：一是“人种”和“血统”。在白、黑、红、黄、棕五种人种中，中国人是黄种人，“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于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得力是很大的力”。二是“生活”。“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成的民族也不同”，蒙古族以游牧为生活，迁居的习惯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元朝的兵力，西边征服中央亚细亚，阿拉伯，及欧洲之一部分，东边统一中国，几乎征服日本，统一欧亚”孙中山，强盛的原因在于蒙古族“生活就是游牧，平日的习惯便有行路不怕远的长处”。然而在元朝入主中国以后，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灭汉族人，反被汉族人同化，“中国不但不亡，并且吸收蒙古人”，“满洲民族也没有消灭汉族人，反被汉族所同化，变成汉人，像现在许多满族人，都加汉姓”，说明生活方式在维系中华民族的作用。三是“语言”，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逐步同化为一个民族”，“如果人民的血统相同，语言也相同，那么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语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得力”。四是“宗教”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凡是“崇拜相同的神”，“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以结合为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五是“风俗习惯”。具有“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可以自行结合成一个民族”。 [3]所以，中国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4]
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民族，“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况且“中国的文化，比欧洲早几千年”，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是欧洲时期古文化最盛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南洋各小国要求进贡，归化中国，是他们仰慕中国的文化，自己愿来归顺的，不是以武力去压迫他们的”。 [5]同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其和平思想由来已久，汉朝时“中国不但不去侵略别人，反为外人所侵略”。时至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的地位”，“有亡国灭种之忧”。中华民族的危险来自帝国主义列强，“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出民族主义，恢复起来”，“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类去打抱不平，这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 [6]
二、民权节制治权的政治文化解读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特色。它以进化论和权力制约论为基础，其内在结构有机联系并整体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政治文化系统。
表现为：第一孙中山，关于社会主体的政治需要和政治能力文化层面。与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不同，孙中山认为随着地球的生成和物种的进化而始有人类，在“竞争中求生存”的人类“天生”就是“不平等”，有其是在专制帝王出现后，更造成人为的不平等。表现为封建帝王处于“特殊地位”，人民地位低下；“愚劣平庸”之辈高高在上，“圣贤才智”者地位卑微，存在着“政治阶级的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阶级也不平等”。从来没有“天赋有平等的道理”，“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被压迫的人民需要平等自由，需要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发挥“聪明才力”，就必须通过“革命的风潮，来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为的不平等”，“做到政治上地位平等”。 孙中山强调，人民真正的平等自由和能力必须“在民权上立足”，以民权作为保障，而体现人民政治能力的民权实现形式决不能是欧美式的“代议政体”，那样只会成为“猪仔议员”，流弊百出，因而只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
第二，关于政治设施、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按照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国家的政治大权分为“政权”和“政府权”。“政权”即“民权”，也就是人民具有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权；“政府权”即“治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两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表现为：“民权”高于“治权”它是人民“直接管理国事”之权，即人民通过选举和罢免的政治活动去“管理官吏”，通过创制和复决的政治活动去“管理法律”，从而“直接管理国事”；政府是人民以“民权”直接管理下的“机器”，政府这架机器的运作就是要“替人民做事”。孙中山认为，只要人民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方面的“民权”，其节制下的政府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方面的“治权”，就可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三、发展实业和重视民生的经济文化解读
孙中山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出现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实业革命”，社会生产力生产“大变动”，“机器占了人工”，“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为解决这种痛苦，便发生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民生主义即以此为核心，去“研究人民生计问题”，“解决众人的生存问题”，目标在于“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安乐，都不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 孙中山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认为近几十年来其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不是“阶级战争”，而是用“改良的办法”实现的“经济进化”。表现为“社会与工艺之改良”，“运输与交通收归公有”，“直接征税”，“分配之社会化”，亦即以政府行为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增加国家的财富，把交通运输收归公有，改善工人的教育卫生条件和工作环境，以“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增加社会生产。据此，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孙中山，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既然如此，在孙中山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中国应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与“经济进化”的经济文化模式，来“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其方法是修筑铁轮、运河，发展交通业，开发矿业，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使得“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以解决“民生问题”。 对于土地问题，孙中山把它同中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他认为，欧美还没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所产生的弊端，原因在于那些国家的“大地主已经养成了很大的势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中国要趁地主势力“还不甚大”和工商业还不发达的时候，用“平均地权”即“政府按照地价收税”、“照地价收买”和“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 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四、知难行易的哲学文化解读
孙中山三民主义文化观的哲学观认识是他的“知难行易”说，这一学说建立在其唯物主义本体论哲学的基础上。他认为，“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和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何为体？即物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何为用？即精神。比如人之一生，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位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两者相辅，不可分离。”从这唯物主义本体论出发，孙中山揭示了知和行的辩证关系。认为先行后知，“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行关系的目的，意在强调行的实践意义。”；知而后行，“能知必能行”。 [14]孙中山论证知行关系的目的，意在强调行的实践意义。他指出：“行之易，知之难”，“‘行易之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他批评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知之非艰”而“行之惟难”的观点，认为“此说所误而频生畏难一说误之也”，中国近代积弱不振的原因在于“知之非艰，行之畏难一说误也”，，以至于中国的变法缺乏维新缺乏冒险精神，“暮气畏难”，“必先知而后行，而知用不能得，而行永无其期也”。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所以取得了成功。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不是学理主义的说教，而是重型学说，即注重在行中去认知，知又是为了行。其学说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了知的艰巨性，并认为“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承认“先知先觉”和“天赋的才能” ，这又割裂了行与知即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结语：
孙中山三民主义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民族精神，又具有突出的反封建传统的革命性；它肯定了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经济发展模式孙中山，又否定了其对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中的“天赋人权”观念、“代议政体”个、和土地制度。它的内涵，就是希冀恢复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英勇无畏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争取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独立平等地位，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文化观。
这种文化观，是变革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观，它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础，欲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构建起资产阶级的文化，不不失为中国文化史的一种进步。正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观，所以它反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并企图以三民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文化观，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征。
注释：
[1]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2-60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5]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参考文献：
[1]侯宜杰选注.梁启超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张希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下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
[5]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崔志海,葛夫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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