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牛弘。提出一系列搜集图书的建议。首次提出“五厄”之说。但是却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目录学意义。
论文关键词：牛弘，图书，五厄，目录学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今陕西省长武县相公镇）人。隋开皇初年，时任秘书监的他看到战乱后的书籍多流落民间，散失严重，于是上书《请开献书之路表》，提出一系列搜集图书的建议，得到皇帝的支持和采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请开献书之路表》虽然只是一篇简单的上书表，但是却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目录学意义。
一、《请开献书之路表》的思想内容
1、“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的文治思想
牛弘认为保存书籍就是保存统治经验，学习书籍就是学习统治经验。所以牛弘说“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①]。
2、历述图书聚散史，分析散聚原因
牛弘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图书聚散史，并分析了图书散聚的原因，首次提出“五厄”之说。其“无厄”虽是书籍的厄运史，但却不自觉的把隋以前的图书散聚史分成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周德即衰，旧经紊乱”到“秦皇驭宇，扫地皆尽”。
第二阶段：从“汉兴建藏书之策”到“王莽之末，并从焚烬”。
第三阶段：从“光武嗣兴五厄，尤重经诰”到“西京打乱，一时燔烬”
第四阶段：从“魏文代汉”到“刘石凭陵，从而失坠”。
第五阶段：从“永嘉之后”到“周师入郢，释悉焚之于外城”。
3、“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的藏书思想
西周时期，政权巩固，学在官府，书在官府，官员也只是将学业传给弟子，书籍在官府保管。正如章学诚所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②]。然而随着东周王室的衰微，官司失守，原先只有官府可有的书渐渐的流入民间私人手中，私人也大量的著书立说，传播宣扬自己的观点。私人藏书现象也就随之出现。《庄子·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秦时虽然图书遭焚，但是也有人冒着危险藏书。伏生所藏的《古文尚书》就是典型的例子。
两汉时期，由于废止禁止私人藏书的法律，私家藏书渐盛。至汉成帝时，不少官员都有丰富的私家藏书，如刘向等在整理图书时就用到了“大中大夫卜圭书”、“臣富参书”、“射声校尉立书”、“臣向书”[③]等。而且此时的个别私人藏书已经能和国家藏书相媲美了。如《汉书·河涧献王传》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进献王者，故得书与汉朝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更是成为一种风气，有的私人藏书不仅在质量上超过官府藏书，甚至出现了官府向私家藏书借书的现象。如《晋书·张华传》称张华喜藏书，“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书溢於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芷虞，撰定官书，皆资华本，以取正焉。”
隋朝统一后五厄，经过战乱的书籍更是大量的流落民间。为改变这种状况，牛弘提出了“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观点。
4、“明诏兼开购赏”的图书征集思想
所谓“明诏”就是颁布君主命令，用行政命令来征集。牛弘认为，光靠“明诏”是不行的，应在“明诏”之外加以“购赏”。即“献书一卷，赏绢一匹”[④]。牛弘“明诏”和“购赏”相结合的征书倡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核心期刊。不仅使当时国家藏书“篇籍稍备”，而且还成就了《开皇四年之四部目录》、《开皇八年之四部目录》和《开皇十二年之四部目录》。这一切都是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的作用，正如《宋史·艺文志》所评：“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
二、《请开献书之路表》的目录学意义
《请开献书之路表》是牛弘在总结和研究前人有关图书散聚和历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是我国图书馆学思想史和目录学思想史早期的珍贵资料，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用图书史的分期给目录学分期。
就目录学角度分析，从牛弘总结图书聚散“五厄”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录工作发展的大致轮廓：
第一时期，从“周德即衰，旧经紊乱”到“秦皇驭宇，扫地皆尽”。 这一时期孔子“制《礼》刊《诗》，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可以算作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期。《周易》经文后的《序卦》一篇，即时此时的代表。
第二时期，从“汉兴建藏书之策”到“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时期是我国目录学的形成阶段，开始了官方的图书整理和编制目录的活动，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图书提要式目录《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
第三时期，从“光武嗣兴，尤重经诰”到“西京打乱，一时燔烬” 是我国目录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促进了此时藏书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
第四时期，从“魏文代汉”到“刘石凭陵，从而失坠”。这一时期是我国目录学四部体系的初步形成时期。郑默《魏中经簿》、荀勖《中经新薄》和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就是此时期的代表。
第五时期，从“永嘉之后”到“周师入郢，释悉焚之于外城”。这一时期是我国目录学领域内早期的思想自由、学术争鸣时期，并造就了一批目录学家和图书目录，如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和释道安的《众理群经目录》等等。
牛弘的目录学分期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通过图书史来划分目录学史，是值得肯定的。我国目录学家王重民就对这种划分方法予以肯定。他说：“目录学史的分期，基本上可以采用‘书史’的分期。”[⑤]可见牛弘对我国目录学史的分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请开献书之路表》反映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规律
第一、目录学的兴衰与图书的聚散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凡是重视文治安邦和图书作用的朝代，其目录工作必然活跃，书目文献增多五厄，目录学就会大发展。由于政治腐败兵火所引起的图书严重毁坏，必然导致目录学的萧条。这就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文化学术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目录学的发展。如“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汉代儒家学术极为发达，故有《别录》、《七略》，魏晋时期，史学发达，史籍增多，故有四部书目的产生。南北朝学术思想自由，故出现了目录学中的诸家流派。
牛弘性情宽厚，好学博文，为人正直无私。牛弘对中国古代图书和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请开献书之路表》不仅是一篇奏请书，更是一篇图书史论文和目录学史论文。得到文帝采纳后，牛弘依诏负责收集点校整理图书，许多散佚的经典，虽然被秦始皇、王莽、董卓等人多次焚烧，屡遭浩劫历经“五厄”，但是在牛弘的努力奔走之下，得到了抢救和保护，甚至一些早在秦汉就鲜为人知的典籍，也在这次万众献书的浪潮中被保护下来。在中国文化史上，隋朝存在时间虽短，但对图书整理和目录学成就是巨大的。所以，没有牛弘发起的这场献书护书运动，隋朝的藏书、目录成就不会那么大。
参考文献：
【1】魏征.隋书·牛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2】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原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4】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典藏篇[M].山东.齐鲁书社.199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