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再到近年涌起的“上海热”等等。无一不将目光聚焦于大都市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的鼻祖的施蛰存。和“先锋文学”最后一个坚守者孙甘露。内在现实”与梦幻虚构中的隐喻。
论文关键词：上海，都市，施蛰存，孙甘露，隐喻
上海自近代以来便每每成为文学书写的热点都市,从晚清的“狭邪小说”，到三四十年代海派小说，再到近年涌起的“上海热”等等，无一不将目光聚焦于大都市上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剖析上海的各个层面。这其中自然包含着许多社会心理学的因素,也有作家的创作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而在其中，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的鼻祖的施蛰存，和“先锋文学”最后一个坚守者孙甘露，因其跨越半个世纪不约而同进行现代主义文本实验这一相似性，以及同为上海人，与上海都存有的一生解不开的纠葛，更让人不禁注意二人在同样“先锋”的笔法下，对不同时代上海的都市文化想象。
一 宽厚的“亲切”与深沉的爱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东西文明和新旧文明交汇的地方, 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和半殖民地文化冲突的空间。这样的上海既是产生畸形人际关系的土壤,也是产生现代主义的背景。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说:“1930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大都市,她又是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现代魅力的世界。”
作为都市小说家的施蛰存,恰恰生活在那时候的上海。他对笔下所描写的上海大都市龙源期刊，有着切肤的情感。他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静优美来反衬都市的黑暗,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的丑恶,而是客观中肯地描写,但仍然能发现都市的弊端，运用心理分析和感觉主义的方法,表现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堕落与变异。
而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席卷,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城市中的现代人经受了思想、精神的一次次洗礼。上海更是以飞速的步伐向前发展着，商品社会的扩张与物质的富足给人们的欲望满足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和手段。都市的善与恶带给人们带来身心上的焦虑、疲惫、漂泊感，于是渐渐体会到“精神家园”的失落。在这种社会大潮冲击之下，一如数十年前的施蛰存的独辟蹊径，孙甘露并未像张欣等当代作家一样,去写人的道德堕落,写社会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用毛孔，用全身心去感受上海的现状与被记录的过往，并将此作为他与灵魂相糅合的精神寄托。
对于30年代上海这个繁华喧嚣的现代化都市，施蛰存抱持着宽厚和温和的态度，对都市绝没有深恶痛绝的批判态度,更多的是理解,甚至认同。施蛰存是都市的产物,他能在繁华的都市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主题。虽然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并不是常态而是畸形的,并且由畸形的发展带有畸形的色彩,但这个发展与繁荣是现代的,正如张爱玲所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施蛰存就是带着这种亲切感来抒写的。
而在孙甘露大部分作品中， 无论是有意指认，还是无意识流露，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风尚之都，一直成为他笔下人物穿梭的空间，哪怕有时是象征性的。孙甘露曾经说过，广义的艺术和上海是他一直以来创作的两个来源，他还说过上海是他生活全部。在这表面关系背后，他与这座城市更多的是精神关联，以及心理投射，包括他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和书写方式。孙甘露的虚构作品一定是回到历史、追溯记忆，逝去的上海、想象中的上海，经验中的上海，构成了他叙事的基础龙源期刊，在模糊的岁月风尘中，哪怕是苦涩的生活底子，上海在他的笔下，都是西化的、精致的、优雅的、贵族的；就连偶尔出现的物象也都如旧时上海的迹象。孙甘露与上海，或者说上海与孙甘露，存在着镜像式的互文关系，这是一种宿命般的关联。相比于施蛰存保持的亲切和宽厚，孙甘露对于上海所拥有的是一种流动于血液之中的爱。
二 客观展示与暧昧回避
如果说孙甘露是上海的一个感性的信仰者，那么施蛰存则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
作为新感觉派作家的施蛰存笔下表现的是一个现代的、年青的都市。上海有它的浅薄,世俗和狂歌醉舞,但也有它的摩登,时尚和现代气息。施蛰存是最早认识上海都市的现代性的。他表现了上海都市的“别有生气”的“现代性”,这里包括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其实就是先锋性,先锋性的基本条件是开放,开放便要引进世界文化、世界文学。他的先锋性表现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话语美学风格上,他采用独特的方式展示“都市风景线”的独特景观,这便是蒙太奇、意识流、感觉主义和心理分析,这种方式是既适合于他自己的心态,又适合于都市描写的现代主义手法。
施蛰存是在看到城市的罪恶的同时,而看到都市的现代性的,他对城市的态度是客观的,中肯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施蛰存不仅在《牛奶》、《汽车路》、《残秋的下弦月》、《新生活》等作品里里表现了都市上海对平民百姓物质生活的掠夺, 而且在《在巴黎大戏院》、《魔道》、《薄暮的舞女》等作品里表现了都市对人们精神的摧残,使人们因压迫而变异、变态。在施蛰存的笔下,都市的罪恶没有被现代色彩所掩盖,同时,现代色彩也没有因为都市的罪恶而暗淡。施蛰存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用道德的眼光审视都市,而且用文化的目光审视都市,从而发现都市的活力和现代。施蛰存认为,现代都市要用现代情绪来感受和感觉,他感觉到的,既有咖啡馆、舞厅、大戏院的堕落,也有都市人的生存境遇和焦虑体验。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装饰起来,而是将自己的真切感受,毫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而在孙甘露无数次触及上海这一主题的诸多作品中，每一次的触及总有点欲言又止， 似乎他更愿意在一种比喻的层面上谈及它，当言及他个人的历史或者上海的历史时，即被注入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 表明他对此怀有相当复杂的心态。
孙甘露对当下的上海是回避的，为数不多的非虚构作品中，因为无法回避当下的上海，他就采取了一种暧昧的格调来表达某种姿态。可是因为他一贯低徊于历史的地表，加上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很容易让人将他与上个世纪30年代繁华的上海以及那一时代的施蛰存等人的文学想象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孙甘露叙事作品中还带有着些微时代印记，他的文学世界还是有相当的宽广度的。孙甘露作品似乎有某种内在与外在的分裂，表达与接受的错位。孙甘露作品为无数上海人新上海人提供了想象上海的依凭和空间。
孙甘露认为上海城市的气质是双面的，市民的、草根的与幻象的、精致的，而且前者还要占上风。对90年代以来弥漫于上海的怀旧风龙源期刊，孙甘露认为基于回忆和文学中的那个上海是不存在的。作家也多次表达自己笔下的上海是“扩散性”的。他说自己作品那种优雅的感伤其实是作为一种弥补而存在的，但是，因为孙甘露选择了上海，选择了某种独特的叙事，他有意无意之中也参与了继续构筑30年代以来上海的文化想象，加入了幻想的精致的上海单一方面气质的营造。在此，跨越半个世纪的两位作家的上海都市文化想象有了碰撞融合和发展。
三 “外来者”与“漂泊者”
虽然身为上海人，虽被视为海派代表作家，施蛰存并不长于对上海的叙述。他作为海派作家的意义，在于自觉运用带有强烈的现代派色彩的观念和方法，分析人物和事件，而不在于对上海故事的讲述。他是上海的观察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感受上海。
施蛰存描写当时现代化的上海时，呈现出了一种“外来者”、“异乡人”的身份。施蛰存通过描写繁华的上海使读者了解上海人，作品中的人物面貌都表现出这个都市的深层心理。例如梅雨的晚上徘徊在上海街道的“我”(《梅雨之夕》) , 不能逃避死亡恐惧的“我” ( 《魔道》) 等等, 都是现代殖民都市制造的异乡人。从他们身上很容易看得出对现代都市化巨变产生的迷惑感, 以及随之出现的认同意识上的危机感，使主体堕落为消极的旁观者，周围的人都只会给他们带来更深刻的隔膜感和更强的异化意识。
对施蛰存来说, 上海是“现代人”生活的现代空间。他通过“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 轰响着噪音的工场, 深入地下的矿坑, 奏着爵士乐的舞场, 摩天楼的百货店”等不同场景, 观看上海的现代生活，描写华丽和浮艳的上海面貌，反映上海的现代化。他的作品中人物的职业也反映了上海的现代化。比如《鸥》里的小陆、《狮子座流星》中卓佩珊的丈夫、《春阳》中婵阿姨看中的男性都在银行工作, 还有《雾》里的素贞看中的男性是演员, 《薄暮的舞女》的女主人公是舞妓。这样的职业都是伴随着都市的现代化而涌现出来的。但作品中这些现代化社会中的从事现代化职业的小资产阶级们，却常常展现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苦闷、哀怨、忧郁、感伤的情绪。
与这种感情很相似的是，孙甘露作品中也流露出的无根感与漂泊感。今天的上海正在发生迅疾的变化，但也正是这种高速的变化，让人益加产生飘泊之感。别说寻找年代久远的地标龙源期刊，即便是你的日常生活之所，也可能明天就发生了变化。 “此地是他乡”——孙甘露曾援引郑单衣的诗句作为他一篇小说之名。他自己也曾在文章中诠释过这种感受：“上海是一个城市， 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他的作品中共同涉及的一个主题，即为离散、飘泊和流亡。
在当代先锋小说家中，孙甘露几乎是唯一一个怀着复杂的难言之情始终在描述上海这座城市的人，辨析它的特点，呈现它的风貌，而同时又在内心疏远它。他几乎从不在作品中赞美它，却又不断地指涉它，显露出他对上海持有的一种特殊的情怀——这座城市似乎不属于任何人， 只是人们的途经之所。恐怕，这是一种最为深切的感受。“因为飘泊才是唯一的归宿。”（《我所失去的时代》）
四 “内在现实”与梦幻虚构中的隐喻
施蛰存说:“我创造过一个名词叫inside reality(内在现实),是人的内部,社会的内部,”“外在的表象或假象,其内心深层都潜藏着极为复杂的心理矛盾或潜意识冲突。”施蛰存在“内在现实”的基础上，用心理和潜意识分析的方式写出上海现代化都市进程之下，市民的深层心理。除此之外，相当多的都市地名景名的如实叙写,强化了真实性意味，也增加阅读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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