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我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依赖于该部门相对滞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其较低的产出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服务业人均工资的相对提高不利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扩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程度的加深和产业间工资差异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服务业就业吸纳方式转型和健康增长。服务业就业的可持续增长要求增加服务业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同时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打破服务业就业增长依赖“双低水平陷阱”的状态；另外，还需要通过开放服务业垄断经营领域降低相对工资水平，防止“成本病”对服务业就业的负面作用。
论文关键词：服务业，第三产业，非均衡增长模型产业就业结构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业矛盾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和失业人口，数以亿计的需要向非农领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每年持续新增的高校毕业生，不断考验着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以“保增长、调结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维持经济总量的增长，保证就业水平的稳定，另一方面将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着力发挥服务业在就业中的作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就业促进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①]，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拓展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等特殊群体的就业渠道上，更需要在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劳动力需求中发挥全面的支柱性作用。
  然而，回顾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历程，其实际就业容量以及未来的提升空间并不令人乐观。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倾向的产业政策使得工业部门资本密集度较高，就业吸纳能力提早进入饱和期；而服务业则由于不受重视，就业增长受到抑制（胡鞍钢等，2002）。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服务业在就业增长方面的作用得以发挥，但其劳动生产率一直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就业比重增长率从1995年之前的年均4.5％减缓到之后的年均2.0％[②]（图1）；而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则相对工业部门不断攀升，从1995年开始两者之比以年均超过5％的速度增长，使得服务业产品的相对成本和市场价格提高，不利于服务业的产品需求及劳动力派生需求的扩张。
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为何下降，哪些力量阻碍了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发挥？服务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如何才能消除制约服务业就业扩张的因素？这些问题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回顾与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研究相关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和省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阐明结论并总结其政策含义。
二、非均衡增长理论综述
（一）理论研究
产业就业结构变迁规律研究表明，服务业在就业份额和产值比重两方面对一国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Chenery，1973；李江帆，2004）。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几乎伴随着工业部门扩张的全过程，其吸纳就业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的减缓和收缩期（Herbert and Michael，1989）。影响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因素也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从资本深化角度进行的研究认为，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该部门资本相对劳动的替代性较低，与此相反，工业部门的就业则易受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因而无法在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增长率（Champernowne，1958；姚战琪和夏杰长，2005）；从服务业自身特征出发进行的研究则关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服务业产品需求变动等因素的作用（Baumol，1967；Fuchs，1968；程大中，2004），其中以Baumol（1967）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为代表论文怎么写。虽然上述两种研究范式有一定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最终影响了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论”从另一层面剖析了非均衡理论有关劳动生产率和服务业就业的研究。
“非均衡增长理论”（unbalanced growth model）的“非均衡”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不同的部门在成本、产出、就业吸纳能力以及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表现。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基于一个只有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两部门模型，假定经济系统包含一个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的“停滞部门”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的“进步部门”，停滞部门的产出单位劳动成本即将随时间无限制上升，而进步部门则保持不变；在停滞部门的需求弹性不高的情况下，该部门的产出随时间推移将趋于零；随时间推移，停滞部门将吸纳所有的劳动力，而进步部门就业将趋于零；相对于劳动增长而言，产出增长率将趋于相对下降（Baumol，1967）。
 Worcester（1968）将Baumol（1967）的理论概括为四象限的图型用于说明该理论的基本逻辑（图2）。I和III象限分别代表了“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产出方程，由于停滞部门产出不随时间变动，因而所有时刻的产出曲线均可以表示为 ，进步部门受到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因而产出曲线随时间而异，分别以 、 和 表示劳动生产率依次递增的产出曲线。II象限为劳动投入，IV象限表示不同时刻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第三产业，以及它们与无差异曲线共同决定的最优产出组合，假定不同时刻两部门劳动投入（ 和 ）不变，可得不同时刻的生产可能性曲线PPL1、PPL2和PPL3，从而有产出组合随时间变迁的路径如S所示，其斜率为负表明停滞部门产出增长将趋于相对下降。
 非均衡增长模型对于解释不同产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的差异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理论框架本身存在的缺点使其受到众多质疑。首先，生产函数只包括劳动力投入而将资本要素排除在外并不妥当，但从研究主要目的——部门劳动力变动和模型简化角度考虑，这样的假定未尝不可，研究者们基本也认可了这一简化。其次，在劳动生产率的假定上，劳动生产率较低并不意味着降低到零（Inman，1985），因而将停滞部门的产出形式进行过度的简化并不妥当。第三，对于两部门劳动力虽然随时间变动，但比重为常数的假设，Keren（1972）提出了其自相矛盾之处：基于这一假设得出的结论——随时间推移停滞部门将趋于吸纳所有的劳动力，而进步部门的劳动力将趋于零，显然违背了两部门劳动力比重保持不变的前提。第四，消费者对不同产品偏好的改变会影响无差异曲线形态，从而对产出组合S曲线产生较大的影响（Worcester，1968），使之不一定表现为负斜率，在实际中这就表现为对不同部门产品需求结构变化导致就业部门结构变动。最后，在工资方程的设定中，假定部门间劳动生产率不同但整体工资又完全竞争，显然存在矛盾，Birch and Cramer（1968）建议采用不同的部门工资方程，将部门间劳动力比重变动的影响纳入其中。程大中（2004）的研究克服了模型上述第二、三点的缺陷，但仍然保留了其它几项不尽合理的假设。
（一）实证研究
非均衡增长模型对产业就业份额变动原因的解释，尤其应用于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较高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这一关系的影响机制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而在Baumol（1967）的研究问世后不久，Fuchs（1968）便基于该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这一点并不是导致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长的充分条件，首先，如果服务需求对价格上升比较敏感,那么整体服务业产品价格相对上升可能导致对服务产品需求以更高比例下降,从而使得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长并不确定；其次，如果服务需求相对于收入并不敏感，那么收入增长并不会导致服务消费以相应的速率增长，从而也会使得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长不确定，因而与收入紧密相连的工资状况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引入部门间工资差异时（Birch and Cramer第三产业，1968），可能更加明显。总之，只有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程度、服务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服务需求收入弹性三者的相互作用满足一定条件的状况下，才能有可能保证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增长。因而在实证研究中Fuchs（1968）采用美国1929—1965年服务业数据，综合分析了服务业就业增长与最终需求增长、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程度三类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前两个因素并未产生主要影响，而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导致了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