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而中国农民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其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偏离了农民的需要和农民的发展。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人的问题。必须在全社会树立以“农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建立较为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
论文关键词：农民问题,以农民为本,全面发展
一、“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
经济哲学关注人，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中国主要就是要关注占总人口 70%以上的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然而我们关注农民问题，不能仅仅只关注它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而是应该真正关注农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农民作为我国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其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日益严重。他们默默无闻，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在却没有较好的机会和体制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这是不公正的，对农民的不公正是这个社会最大的不公正。因此，我们必须要深入研究农民问题，找到它的根源，从而找到能够解决农民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不仅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更是为了农民——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
1、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中，“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人的问题。“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在三者中，农民是核心。然而，不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时期，，我们长期不是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解决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一直把“三农”问题仅仅当作经济问题来解决，而没有考虑人的问题，即农民的利益问题。事实证明，不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建国后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起伏波折的四个周期性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农民政策的反复，我国在 1984 年、1990 年、1996 年三次获得农业特大丰收后，都在第二年减产，重新陷入徘徊停滞局面。根本原因是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反复的根源在于农民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的反复，说到底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反复，是国家对农民政策反复的表现。建国至今59年来，中国对农业的重视的程度不可谓不够，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谓不多，我们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终于在 1996 年实现了农产品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大好局面，但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又出现了 1997 年以后的反复。
我国现在的问题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虽然还不巩固)，但农民、农村问题还很严重，而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就是解决了，也还会有反复。”[1] 所以当今中国的“三农”工作，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好农民问题，把解决好中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解决农业问题、粮食供给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应该总结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再走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见物不见人的老路。只要国家的政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农民有生产积极性，就现有的耕地，现有的生产能力是可以保证农业对社会供给的。只要把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农业就不会成为问题。
2、三农问题的关键与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割的，但在这三者中，农民是具有能动性的一方，也是最主要的一方。农民是农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分享者，是农村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农民通过从事农业，经营管理农业，进而发展农业。农业的进步为促进和壮大农村二、二产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为转移农业劳动力创造条件；正是由于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村由单一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多元经济部门发展，反过来又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渠道，提高了收入水平，使改善农村环境和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农村成为可能。在三者互相促进的发展链条中，农民是最关键的一环，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农民富裕了，农业的投入会增强，农业会得到发展，农村的面貌会得到改善，农村经济就会得到全面发展，农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多，农民会更富裕，这是一个正和博弈问题。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3、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社会地位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收入问题，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如果仅从当前农民问题的现状看，农民增收难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看成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就会发现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社会地位问题，即农民至今未能享受国民待遇的身份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被人为的一分为二，城市与农村，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工人和农民，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居民享有的许多福利制度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如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应制度、住房制度等已经向或正在向商品化转化。但是，时至今日，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别。政治地位方面，农民缺少参政机会和代言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被忽视状态。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代言组织，如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学生有学生会等，而作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群体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的代言组织，这不能说是正常的；经济地位方面，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远低于市民，处于社会最底层。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别，反映在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差距至少为十年，反映在生活质量上.农民在交通、教育、文化娱乐、住房质量、医疗条件、消费品选择、生活资料供应等方面都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在我国，城市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国家投资，而农村中小学教育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己投资；在就业制度安排方面，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农民涌入城市，他们的职业变了，但身份仍是农民，有一个特殊名称叫“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大都从事城里人不屑于干的脏、乱、差的工作。他们基本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有些城市为了解决本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甚至不顾公平和竞争规则限制“民工”就业范围或强行清退“民工”返乡。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农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应该处于强势，其权益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然而，在我国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个身份概念，农民与市民相比就是“二等公民”，享受不到基本的国民待遇，甚至连基本的社会尊重都得不到。社会对农民群体的歧视，使农民的身份成为不光彩与愚昧的代名词，以至于人们都想逃离农民身份，农民成为了真正的“社会弃儿”。
农民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农民的社会地位的低下，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外化于农民权益保护制度的缺失，而农民权益的制度保护的缺失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地位的地下。如此循环往复，农民问题就出现了久拖难解，解而不决的状态。
4、农民社会地位地下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我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其中社会制度安排是社会条件中影响人的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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