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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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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抉择
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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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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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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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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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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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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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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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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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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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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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受资本监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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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弱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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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进一步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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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的弱化效果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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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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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和KCC曲线均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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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和KCC曲线均右移，但KCC的右移幅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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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右移，但KCC的右移幅度更小，甚至左移。KCC左移幅度大于LM右移幅度，扩张性货币政效果则是紧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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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右移LM曲线，KCC不动或左移。KCC左移幅度大于LM右移幅度，扩张性货币政效果为紧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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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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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性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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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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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受资本监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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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强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紧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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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强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紧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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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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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和KCC曲线
均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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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和KCC曲线均左移，且KCC曲线左移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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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和KCC曲线均左移，且 KCC曲线加速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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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贷的非对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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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受资本监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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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非对称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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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进一步强化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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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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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受资本监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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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非对称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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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进一步强化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非对称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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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非对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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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缓和经济的
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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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信贷渠道显著，经济复苏的速度减慢，经济过热的抑制效果更好，经济波动趋于平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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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贷渠道显著，经济复苏的速度减慢，经济过热的抑制效果更好，经济波动进一步趋于平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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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KCC-LM模型适用性：1997-2008年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经济分析
1996年以来我国实行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1997-2002年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下调了近75%和50%，M2和存款增长率年均分别达到15.2%和15.7%，扣减该时期GDP增长率和物价水平，货币仍相当宽松。LM曲线大幅右移至LM，利率下降，产出增加（图4）。但因2002年前四大国有银行和城商行坏账率居高不下，资本严重不足，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1997年以来实施的以降低坏账率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严厉监管措施迫使银行减少贷款（银行信贷的亲周期特性也促使银行自主减少信贷），1997-2002年均增长仅为11%。四大国有银行平均信贷增长率仅为8%，工行、中行和农行的2000年贷款增长率甚至接近为零或为负数。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贷款增长率高达34%，但他们的贷款份额仅为市场的30%。结果是银行存差飞速上升，从1997年的0.75万亿猛升至2002年的4万亿。由于信贷渠道受阻，贷款依赖型的我国企业资金严重缺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未促使KCC曲线右移，反而左移至KCC，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和物价均大幅下降。1997年-200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为11.7%，仅为90年代以来22%的年均增长率的一半，GDP增长率也仅在7-8%摆动，CPI、SPI等物价指数持续负增长，我国进入了长达五年的通货紧缩。因此从KCC-LM模型看出，在资本监管约束下（情形III）KCC曲线的左移幅度大于LM曲线右移幅度，1997-2002年扩张性货币政策实质是紧缩的，大量因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引致的M以银行存款的形式滞留在银行体系或者在资本市场实现自我循环，并未进入实体经济。
当经济从2002年后期走出通缩后，面临双约束又要追求利润的商业银行在正向预期的影响下，开始将沉淀资金投入高利润的基础行业或垄断行业，经济出现过热。央行采取名为稳健的、实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但2003-2006年M和存款年均增长率仍达到16.9%和18%，扣减该时期GDP增长率和物价水平，货币仍相当宽松，这说明货币政策并未有效遏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LM曲线仍右移至LM，产出增加，利率下降（图4）。同时我国贷款增长率却飞速下降，从2003年的21.1%猛降至2005年的9.26%。中行、建行和工行为达到资本充足率的上市条件，2003年贷款增速分别为9.9%、23.3%和12.8%，2004年下降至7.8%、11.8%和9.2%，2005年进一步下降为3.8%、10.2%和-13%。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因受资本监管约束，贷款增速从2003年的39.1%猛降至2005年的23.3%。结果仍是银行存差飞速上升，从2002年的4万亿猛升至2006年的11万亿。信贷资金的大幅下调意味着KCC曲线左移，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幅下降，物价水平也大幅下降，2004年年末CPI和SPI分别控制在3.9%和2.8%，2006年为1.5%和1%，过热的经济得到抑制。因此，2003-2006年在货币增长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LM曲线大幅右移），政府通过信贷渠道控制银行的信贷供给（KCC曲线左移），进而有效地遏制住我国经济过热。政府行政性和非行政性强化的资本监管措施是有效控制信贷闸门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印证了夏斌（2005）、李扬和彭兴韵（2005）对2003-2005年我国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所起作用的判断。不过市场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措施无法有效抑制银行的亲周期信贷行为时，2004年政府重启的名目繁多的行政性政策措施对控制银行信贷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经过1997-2006年经济调整和改革，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1）因稳健性货币政策调整出现的银行巨额存差；（2）因稳健性货币政策调整和政府注资、商业银行上市、战略投资者的资金注入等措施而出现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和不良资产率的下降；（3）政府对国有银行日趋宏观化管理。经过1997-2006年艰苦的银行改革，政府倍加珍惜来自不易的银行改革成效，加之银行战略投资者的入驻、金融业入世5年过渡期的临近等外部约束，政府对银行监管趋于宏观化和政策化，直接的行政干预大幅减少。后两个现象意味着政府对银行信贷投放调控手段的弱化，即KCCC-LM模型中K因素失效。2007-2008年“三高”经济特征印证了这一点。
为抑制2006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政府于2007年两度强化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2007年虽然M2和存款增长率仍达到16.7%和16.1%，但扣减GDP的高增长率和高物价水平，货币量已俨然收紧，LM曲线左移，产出下降，利率上升（图4）。而贷款增速却从2005年的9.26%猛升至2006年的15.7%和2007年的16.7%，其中中行从2005年3.9%上升至2006年和2007年的8.6%和17.8%。 4/7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