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可否认，各地不同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统筹情况在效率与公平权衡的重塑中对于两种制度的边界和形式的取舍提供了特殊的参考。在老职工数量比较多的东北老工业区，国家率先进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试点工作：200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规定在辽宁全省范围内进行改革试点,2004年又把试点扩大到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中央财政对辽宁实行“补缺口”模式，即直接补足统筹账户发放缺口,而黑龙江实行“补账户”模式，即先用个人账户补足统筹账户发放缺口,再把财政补助补充个人账户。[⑦]如此以来，个人账户的“空账”成本由财政补贴来承担，为减少个人账户名义积累制而实质为现收现付制的边界，加大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制的边界提供了转型契机。而一些沿海等较为发达的地区金融论文，统筹基金有盈余，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并非那么严重，基金积累制的边界较大。地区区别对待的直接结果是缓解了地区企业负担不平衡的不公平问题，迸发了企业的蓬勃生命力，唤醒了潜藏在亿万人民的心底中的提高养老金待遇的合理预期梦想，这种合理的预期最终转换成缴费积极性的巨大提高和养老待遇水平提高的良性互动。2005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参保职工人数逐步增加，从13120万人增加到16587万人。[⑧]2005年到2010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六连涨”，从2005年底的700元提高到2010年的1300多元，接近翻一番。[⑨]养老统筹问题的缓解，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人账户“空账”累计减速的可能，利于发挥个人账户的风险储备作用。这种演进的外在表现是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制和名义积累制的相互替代，从而影响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边界和形式。目前，个人账户的名义积累制边界还占据较大比重，统筹基金的规模拓展加速。但个人账户采用基金积累制的程度，还需要制度外的控制力和持续性来发挥诱导性作用。
关于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中国政府还在理论与实践中探索并加以解决。本文认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角度客观上决定养老保险的社会关系，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达的前提下，从政府谋求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宗旨出发，在公平和效率的权重分配上似乎更应偏向于公平，使个人账户主要采取名义积累形式，发挥实质上的社会共济作用，以期社会福利在覆盖面扩大的基础上，达到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做小做实”个人账户成为了新的走向。[⑩]这在政策上鼓励了基金盈余的地区采用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制金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稳定了人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养老金待遇提高的预期。因此，无论个人账户基金采用名义积累制还是基金积累制，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历史体现，既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引导和推动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稳步发展，避免了制度转型中的剧烈震荡，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提高了社会的福利水平龙源期刊。
从1993年提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构想以来，我国养老保险的总体方向还是没有改变，带有总体的渐进色彩。McMillan认为，转型初期可以看到重要制度缺失或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不能有效实施或者受到严重的政治分歧影响的情况。在这种制度不确定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在一些转型国家中可以看到。[4]为避免这种不确定可能带来的无法预料和控制的后果，渐进式改革就是理性选择。但养老保险制度转型事关全社会利益，制度的微调必然带来局部激变，这种局部激变与整体渐进相互交织、互为条件构成了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的真实转型图景。每次局部激变时，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不会产生多个局部共振而引发整个社会震荡危险。在公平处于平稳改善的状态时，政府可以全力投入养老保险制度的效率提升，而不至于需要平衡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因为当公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效率的改进必然成为宏观社会环境稳定的前提条件，中国政府必须为此做好长远准备。这一点在近几年中央政府关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谨慎态度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论证。
四、金融市场改革和部分积累制改革的适配效应[11]
有关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金融市场改革具有明显的政府推进特性。在转型之初，养老金实行部分积累制加中央财政拨款，直至全国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成立，中央政府规定中央财政预算拨款金融论文，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的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投资收益，股权资产五种全国会保障基金资金来源渠道，而各地社会保障基金只可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再到2010年开始实行的养老保险关系跨地转移接续，其演进路径蕴含着金融市场改革自然演进中的政府责任、完全理性及商业精神。[12]当金融市场改革与旨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内在要求不相匹配时，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缜密思考迫使政府做出理性尝试，寻找适合中国金融市场成熟程度的投资土壤和空气，为福利水平的提高争取维持和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当完全理性和商业精神逐步孵化之后，金融市场改革依托的环境发生质变，政府通过调查研究，制定方针政策，并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逐步建立起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制度体系，以达到金融市场改革和部分积累制改革的适配。
在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国有股减持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有过一段反复的过程。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13]但是国有股减持大多变为上市公司改变股权结构的渠道，而中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规范,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坚持国有股的改革方案导致股市强烈震荡。证监会于2001年10月宣布停止执行第五条。[5]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和成熟，2009年6月，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联合印发《境内股市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实施办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按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14]可见金融市场改革的制度演进，需要和部分积累制产生极强的适配效应。这种适配效应构成了相关金融市场改革最深刻的意义所在，因为它的效率优势形成很强的诱致性因素，这种适配效应需要政府进行大胆尝试，检验其效应的可信度和持久度。当这种适配效应经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实践被认定充分存在时金融论文，地方社保基金投资规定的原则和策略、政策及方针的调整与变革必然发生松动的结果，这才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渠道广泛而地方社保基金投资渠道不多的规则制定的根源所在。
西方经济学认为，产权和竞争是成熟的市场制度最基本的两块基石。毋庸置疑，金融市场改革也不能缺乏这两块基石。以资本市场为例，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曾提出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而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在客观上最终无法脱离产权和竞争。成熟的产权市场能使一系列权利束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广泛交易，充分体现上市公司的各方面价值，而竞争作为一种外在推动力量又迫使上市公司不断提高质量。基于对“基石论”关注的程度不同，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研究思路。一种是忽略产权和竞争等因素，或假定产权和竞争等因素已经成熟，通过介绍一些国际上金融市场改革的前沿创新成果，为养老金的投资运营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建议。单从中国国情理解，这种研究思路似乎更侧重于中国养老金投资运营的未来发展方向。兹维·博迪(ZviBodi),罗伯特·C·莫顿(RobertC Merton)(2002)研究了养老基金如何使用互换来实现由广泛的国际分散化和套期保值带来的风险分担的利益,同时避免国内短缺的资本外逃至其他国家,还阐述了如何降低互换征收风险和跨国投资交易费用。[6]余伟强(2006)引入长寿风险证券化的概念，介绍了2种死亡率期权，构造了生存债券，并通过对该生存债券进行定价，并指出了现阶段存在的困难以及相应建议龙源期刊。[7]这一派观点大大略去了这些金融工具与中国现阶段金融市场成熟度低的不相容性，养老金投资运用这些金融工具首要的前提就是塑造成熟的金融市场，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即使在理论上认为这些金融工具能带来更高的投资收益率的情况下也应坚持这一理念。
另一种思路不主张激进地运用前沿的金融工具来达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而是基于谨慎的基调，侧重于研究与养老保险制度相适配的金融市场改革的制度因素，认为这些制度因素的完善培育了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使前沿的金融工具应用成为可能，最终为中国养老金开拓更广泛、更安全的投资渠道。郑荣鸣(1997)提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单一受到政策、法规，投资环境和基金管理体制三方面的制约。[8]于洪(2002)结合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指出从委托——代理框架入手，通过竞争或招标等公开方式建立起来的投资管理体系，会带来效率改进。[9]陈志国(2005)论述了瑞士养老基金投资机构如何在不利投资环境下进行养老金资产负债管理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金融论文，并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实现动态的养老基金管理提出建议。[10]这些研究和中国政府对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的渐进方略有着不同程度的暗合，恰恰印证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制度的演进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这一点构成了第一种研究思路的缺陷所在，告诫我们应该全面审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逐渐演进而形成的金融市场改革所依托的一系列制度背景。
马克思曾强调商业精神于西方社会的意义：显然，如果没有商人地位的特殊性所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雏形便永远没有它的落脚点，而人类也将永远在古代文明迈向现代文明门槛前徘徊。[15]在西方经济史的分析中，商业功能和交易机制的建立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转换的重要标志。商业功能的建立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以前就解决的问题，一直被视为金融市场制度依附的基础性功能，成为西方金融市场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隐含前提。[11]而这种隐含前提的建立，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我们应该谨记，改进规则框架，不要指望理性地重构整个结构，而应推进那种试验性的、零碎的变革。[16]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开始发展金融市场，期间还经历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以资本市场为例，1985年提法是资金市场，1993年提法才变为资本市场，可见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历史不免曲折，计划经济时代遗失的商业精神及与之相适应的商业规则重新建立的帷幕才拉开不久。这种精神和规则的边际改善，将延伸到金融市场改革的其他层面的递进过程，从而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相关方面的深刻而久远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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