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成功显得尤为重要。部分基金制在转型中的稳定器作用。而部分积累制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成功之处。也是执政党寻求合法性基础的嬗变过程。
论文关键词：转型，部分基金制，金融市场，执政党，耦合
一、引言
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逐步提高，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正在延长。这一形势和计划生育国策导致中国总人口中老年人比例上升，使赡养率加大。同时，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人口受教育培训年限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年轻人比例下降而提高的赡养质量。这两种因素的推动导致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呈弱化趋势。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成功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有更多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这些新增城镇人口的一部分将充入城镇企业职工的新队伍，使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偿付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养老保险制度转型还面临着历史遗留问题：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由开始的企业保障模式转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社会统筹部分采取现收现付制，由此产生了养老金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问题；而采取基金积累制的部分个人账户被用于偿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出现了严重的空账。此外，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从2005到2010年已实现连续六年上涨，加之经济发展等其他因素的作用金融论文，养老金的发放面临攀高不下的刚性压力。因此，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过程是新老问题的交织，缓解和解决过程。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谁也解释不了下面这样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是人们对福利事业激增的后果普遍不满；而是人们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大福利事业。”[②]学术界对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成功之处却鲜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认为，对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成功之处进行总结意义重大，尤其是在转型的攻坚阶段，只有在原有的成功基础上继续推进转型进程，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型才会实现帕累托改进。而如果忽略了成功经验，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型不免会引发反复甚至倒退的风险。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成功之处很难从单一角度给出较强理论解释龙源期刊。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转型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在服从于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框架下的民主建设过程，也是执政党寻求合法性基础的嬗变过程。部分积累制的模式综合发挥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作用，金融市场改革又为养老保险制度转型提供了长远发展的保障。而部分积累制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成功之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寻求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过程中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基本前提
(一)前提1：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已被证明缺乏效率
现收现付制具备基金积累制所不具有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是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人民中所树立的普遍信念。物质资本积累的充分和市场制度的逐渐完善构成了现收现付制的必要性和合意性基础，从而使现收现付制发挥稀释资本的作用，体现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本质。加之美国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典型示范，许多国家在养老金模式的最初尝试中都选择了现收现付制。然而，在现收现付制的前提下，个人缴费和收益并非存在着完全对应的关系，降低了对于缴费者的激励，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渐显严峻，养老金领取者又希望提高养金待遇，从而对养老金的缴费水平形成倒逼机制，现收现付制的弊端愈加凸显。Feldstein,Martin(1985)还提出现收现付制对私人储蓄具有挤出效用。[1]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现收现付制,现代养老金经济学认为现收现付制的失败主要在于其难以解决激励问题与难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动的冲击。[2]
(二)前提2：基金积累制模式的私有化改革在转型国家的实践也被证明其不是转型国家的必要选项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采用现收现付制模式的国家的制度转型开出了基金积累制的药方金融论文，这种转变也被称为养老金私有化改革。[③]然而，阿根廷、东欧国家等并不尽如人意的改革结果引发了人们对养老金私有化改革的反思。基金积累制模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现收现付制的个人激励问题，但它和其所依托的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强调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再加以干预失灵，从而缓解社会初次分配的差距，和现收现付制模式相比，忽视了养老保险公平的重要性。向基金积累制转型其实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单纯在激励等效率方面有所改进，并不能说明转型的完成，如果一味排斥公平在制度重建中的作用，更有可能造成制度的真空和经济秩序的混乱。与之相对应，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孰优孰劣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中国踏上了部分积累制的转型之路，然而也出现了效率和公平难以取舍的问题，引发了理论界对不同转型模式的比较和讨论。[④]
单一的现收现付制较难体现效率，甚至对私人储蓄还具有挤出效应，而以私有化为导向的基金积累制转型实践证明较难实现公平。从再分配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这两条线索出发，理论证明了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和单一的基金积累制实难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尴尬，而无论从那条线索出发，都说明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在功能上的互为补充，这似乎意味着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搭配较之互相独立更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然而中国部分积累制的转型实践并未能说明这一理论猜测。本文认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型成功与否在于部分积累制模式形成的具体原因，部分积累制模式权衡效率和公平的背后隐含的具体因素。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养老保险制度转型作为一个社会深刻的制度演进过程，必须结合经济特定增长阶段和人口特定增长趋势等经济社会背景，而政府在制度构建中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力量。
三、部分基金制在转型中的稳定器作用
稳定的宏观环境是养老保险制度转型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而宏观环境的稳定取决于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利益寻求中达成的均衡状态，以及利益变革的渐近性质。当转型触动某一群体的根本利益时，必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和反抗金融论文，要么使转型过程停滞或反复，要么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而使社会陷入崩溃，更遑论转型的成功与社会福利的改善。
服从了企业减负的需要，部分基金制在企业养老保障向社会养老保障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转型的重要特征。部分基金制兼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特点。虽然诸多研究文献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进行了比较，并对实行基金积累制的中国个人账户“空账”问题进行了一定探讨，但本文认为部分积累制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首先在于其为整个转型过程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从理论逻辑上看，现收现付制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基金积累制不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前者强调的利益整体性和后者强调的利益独立性存在着矛盾。但是在为企业减轻负担，财政无法短期消化转型成本,社会统筹基金总体规模不大，各地统筹能力差异较大的宏观背景下，个人账户的“空账”承担了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资金的规模较小而导致的支付危机等制度转型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账户实质上采取的是名义基金积累制，国家能以社会统筹基金不足的名义动用个人账户基金，从而使个人账户基金发挥了类似于社会统筹基金的风险储备金的作用，换言之，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实际上已渗透了现收现付制因素。这种选择方式是在当时养老保险的严峻国情下的必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冲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而政府财政能力的加大、统筹基金的规模、个人账户的发放水平等问题的解决最终决定了在制度转型的各个阶段，中国养老保险的各个层面是否在相对融洽、相互促进的轨道上，而不是相互制肘、相互限制。
现收现付制在转型中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通过现收现付制在不同阶段的主要职能体现出来龙源期刊。在转型初期，现收现付制几乎承担着收入再分配的全部历史性任务，承载着释放企业活力的压力。在改革开发初期阶段(1978年——1991年),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培育非公有制经济竞争力，政府并未要求非公有企业实行社会保障，规定养老金由原先的统收统支的财政支付转为由企业支付，使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承担了转型成本。而企业保障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因为企业的退休人员养老金最终来源于当期工人的劳动价值。这种选择性的规定无疑降低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门槛，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个缓冲的机遇。毕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转型是渐进的边际过程金融论文，在经济蛋糕增大的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型经济基础才会越来越扎实。然而我们更愿意看到养老保险制度增量的、边际的转型过程，依托于更庞大的、稳定的经济基础。在此背景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的三方负担机制，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而社会统筹实质上是现收现付制在全社会施行的一个标志。[⑤]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要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了企业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使养老保险制度更具操作性。[⑥]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转轨成本：一方面，由于存在该制度实施前已退休，该缴费制度实施前已有一定工龄，该制度实施后才工作的三种职工，相应形成了“老人”，“中人”，“新人”三种群体，并需要为“老人”和“中人”支付过渡性养老金。另一方面，制度依托的人口环境越趋严峻,蔡眆、王美艳(2006)提出中国人口自1980年到2000年经历了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增长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很低仅为1.7%,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3]这大大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能力，反过来倒逼养老水平的提高。而统筹基金规模的不足从客观上决定了养老金的支付资源只能从统筹基金以外筹集，个人账户“空账”问题由此产生，虽然“空账”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收现付制的统筹养老基金始终发挥了收入再分配的第一级储备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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