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指出的是，在同一经济体中出现相同新产品产业的情况下，传统产业中出现技术进步时政府转移支付总金额和社会获取的消费福利要比传统产业中没有技术进步时的政府转移支付总金额和社会获取的消费福利要多。因为传统产业中进行技术改进的结果有二：其一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居民消费该产品的货币支出减少，而可用于消费其他产品的货币增多(林伯强，2003)[6]；同时，产品价格的下降降低了该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的障碍，使越来越多的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完善与优化，社会整体福利不断提高。其二，由于人口规模因而传统产业产量不变（不考虑对外贸易），技术的进步和单位产品价格的下降，使该传统产业的产值即供给将下降。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后的折旧率会提高，该产业的储蓄率也会随着工资水平和利润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此产生的消费漏洞金额，相对于新的、较低的产值和供给水平，也就相对扩大，政府为维持总供求平衡所必须的转移支付金额，自然也就相对越大。正因为如此，尽管传统产业中因技术改进导致了新失业人口的出现，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消费福利水平不仅不会恶化与降低，反而会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
三、总结
在一个特定的经济体中，原有的工资水平总是在原有的产业结构基础上，用来维持居民原有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当新的产品产业出现后，该新的产业在增加社会总供给的同时，由于该产业内的折旧提取和储蓄会形成消费漏洞，也是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论文格式模板。于是，社会总供求因此将出现不平衡。为了支持新产品产业的发展，并使新产业产品能有效进入居民的消费结构并服务于改善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为了保持和促进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效率，新产业出现所导致的这种总供求失衡，首先要通过增加就业居民的工资收入从而增加就业居民的消费能力来缩小或消除。由这种工资水平的调节所导致的“新的”社会总供求失衡和新产品产业所导致的部分供求失衡（如果就业居民工资上涨的幅度不足，那么，新产品产业中的部分消费漏洞就不能完全弥补），再通过增加政府向社会的转移支付来最终解决。
就业居民工资水平的调节，包括调节的时间和调节的幅度与总金额等，是与新产品产业的出现分不开的。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新产品产业会不断出现。随着新产品产业的出现总量平衡，就业居民的工资收入也当适时相应调节。也就是说，社会收入分配改善性调节的频度与幅度，应与新产品产业出现的频度和性质相一致，与一国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的进度相一致。
随着一国新产品产业的不断出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社会总体工资水平的提高，社会物价总体水平也在提高。与此同时，在传统产业中出现技术改进的情况下，传统产业中就业人口在减少。但是，在本期本国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新产品产业的出现（它会使社会总折旧金额和储蓄金额增加）和社会工资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它会使社会总储蓄金额增加）会使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金额相应增加，所以，社会弱势居民的消费福利并不会因为物价的上升和传统产业就业人口的出现而受到损害。当然，当新产品产业的出现所吸纳的就业人口多于传统产业中因技术改进而出现的失业人口时，社会弱势群体的人口数量会减少。随着新产品产业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增加的政府转移支付，必然使弱势居民的消费福利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与改善。其实，上面这种伴随着工资增长、物价上涨和福利改进的国民经济发展分析，也恰恰切合了战后一段时期快速发展的韩国、日本等经济体的运行实际。
随着科技发展的迅猛发展，新产品产业将不断涌现；新技术的扩散性也不断使最初的新产品产业发生技术改进。技术的改进以及竞争的加剧将使最初的新产业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其产品也随之进入越来越多的产业职员、甚至社会弱势群体的经常性消费结构。于是，最初的新产品产业的地位被更新的产品产业所取代而成熟化为传统产业。
另外，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一部分，政府部门职员的工资收入调节应与产业职员的工资收入调节同步进行。两者不同的是，随着新产业的出现，政府税入也在增加，因而，政府职员的工资收入调节的来源应首先是政府税收，并根据按税收情况调节后的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和购买能力的大小，来决定政府职员的工资调节是否占用政府的一部分转移支付。当然，随着经济国民的扩张和政府税收的增加，当政府用来改善其职员消费福利后尚有余额时，这部分余额的税金也应用于旨在改善本国弱势群体生计的转移支付上。
最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能述及对外贸易，产业投资等经济活动对供求、调控、福利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卢寿祥.经济学新论——市场·调控·居民福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01-216.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卷（中译本，1975）[M].北京：人民出版社，1867.
[4]周为民，卢中原.效率公平，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J].经济研究，1986,(2):48-50.
[5]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6]林柏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03,(12):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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