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亚当·斯密的社会福利思想，建立在整体幸福观的基础之上。这种整体幸福观，在政治上主张平等与正义，在经济上主张“富国裕民”，在伦理道德上主张整体幸福高于个人幸福。斯密对具体福利问题也有论述，他反对限制劳动力流动的社会救济法令，主张制定符合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职业保护，并提倡实施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等。这种社会福利思想是斯密伦理学与经济学思想的反映，也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特征的反映。
论文关键词：亚当·斯密，社会福利，道德情操论，国富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1751年到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他的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的第一版,确立了他在知识界的威望。《道德情操论》阐明了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斯密的不朽名声主要来源于他在177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因“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发现而一举成功,使他在余生中享受着荣誉和爱戴。《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市场竞争与经济发展问题，二者交替创作，构成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另外，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根据残存的学生笔记整理出了《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又称《法学讲稿》，在一定程度上使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更加完善。
基于斯密为现代经济学所做的不朽贡献，目前学术界关于斯密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另外也有研究者从法理学、伦理学等角度研究斯密的思想。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斯密的两部巨著及其讲稿也清晰地传达出了他关于社会福利的基本思想。这种福利思想反映出18世纪工业革命发端时期，伴随工场手工业的繁荣而兴起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强烈主张。笔者拟在下文中对斯密的社会福利思想进行相关述评。
一、亚当·斯密的整体幸福观
1、基于政治公正的社会福利观
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帕特里夏·沃哈恩认为，《国富论》中体现出来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公正，而不是自由。公正也是斯密所有著作中体现出的基本美德。
斯密关于公正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交换公正方面。在《法学讲稿》中，斯密论证了交换公正的合理性。他将权利分为完全权利与不完全权利两大类。完全的权利要求交换公正，它包括财产权、自由权等，是我们有权要求并强迫他人实施的权利，它意味着完全的责任和强制的义务。法律的职责在于保护完全权利。不完全权利是人们应该具有的权利，并非要求人们捍卫这种权利，它蕴含的是不完全职责。斯密举例说，帮助穷人是一种美德，却并非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获得福利帮助属于一种不完全权利。不完全权利主张的是分配公正，它既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具有强制性，仅仅依赖于德行，和法律无关。斯密从未提出过分配公正的观点，他认为实施保护完全权利的法律就能自然促进社会上每个人普遍得到公正，即交换的公正。至于平等，斯密通常的意义是通过法律手段的平等对待。他并不追求形式上的平等主义，也不认为任何社会都会为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好处。但他相信，如果一种经济制度摆脱了偏袒和垄断，那么它就比政府任何试图干预不平等的做法更能“趋向平等”。
斯密生活的年代，随着工场手工业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经开始利用君主立宪制和一系列法案来限制王权。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斯密同样关注君主权力。斯密认为君主必须在维持公正与平等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提到，“一国君主，对其所属各阶级人民，应给与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是为了促进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个原则的。”[②]不论在哪种社会，普通劳动者都占比例最多的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如果有大部分社会成员陷入贫困悲惨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决不是繁荣而幸福的。这些满足全社会基本需要的人，在自身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为自己争取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斯密提倡发挥“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的指导作用，但并不否认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必须发挥基本功能。他指出，君主有三个应尽的义务：一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社会的侵犯；二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以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的建立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只能由政府出面经营方能经济而有效。
2、基于财富积累的社会幸福观
斯密的经济思想基本围绕“富国裕民”的目的展开。在《国富论》下卷开篇，他提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目标，“一是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准确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③]在“富国”与“裕民”的关系上，斯密区分了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道德情操论，他认为处于进步形态之中的社会，最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在社会静止状态下，人民的境遇是艰难的。在社会退步的状态下，人民的境遇则是困苦的。
在斯密看来，至少有三个因素会影响国家的物质福利：一是生产，斯密认为从事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甚至是不劳动的人，均仰食于数量有限的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消耗于非生产性劳动的部份越大，用于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就越小，最终导致生产物越来越少，社会就会变得懒惰、贫穷，所以要鼓励人们多从事生产性劳动。由于斯密生活在大工业尚不发达、人类对自然界依赖程度较高的历史时代，所以他十分注重发展农业。斯密认为在一切技艺中，对社会最有利的是农业，阻碍农业发展的措施非常不利于富裕的增长。二是交换，斯密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引导其选择最有利于社会利益的途径，而利益转换的桥梁正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换。斯密指出，劳动者互相交换生活所需物品，促进了分工，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富裕。相反，无法积聚大量财货以进行交换，正是各国贫穷的主要原因。三是节俭。节俭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它可以增加更多的劳动量，从而增加生产物的价值，而奢侈则会挤占生产性劳动基金，使国家财富和收入减少。最终，匮乏、贫穷等社会问题就会产生论文发表。“一个国家所消费的如果超过它所生产的，它也必定会变得贫穷。”[④]他明确提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在奢侈行为中，斯密尤为反对政府的奢侈行为，“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为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贫穷。”[⑤]
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在吃、穿、住等生活资料中，斯密尤为强调食物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作用。在斯密看来，正是穷人对食物的追逐，导致了社会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他谈到，随着土地的改良，食物日益充足，在富人那里出现了剩余食物。他们产生了用剩余食物和他人相交换以满足自己其他生活需求的想法，而穷人为有把握地获得食物，不仅辛勤劳作以满足富人的各式需求，而且彼此之间还展开竞争。这样社会分工应运而生，社会产品日益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也得到了促进。“食物不仅成为世界上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使许多其它各种财货具有主要价值的，乃是食物的丰富。”[⑥]斯密预见到了后继者马尔萨斯将要提出的观点。他提出，动物的繁殖要和其生活资料成正比，人类也一样，子女繁殖和养育的数量必然尽可能和食物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食物有供给，那就不难找到必要的衣服与住宅。
斯密也论述了个人贫、富的判断标准。他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主要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社会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自从社会分工确立以来，个人所需的这些物品，大多依赖于其他人的生产劳动。所以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支配或购买多少劳动。
3、基于伦理道德的社会幸福观
斯密认为人类应当由“自爱”推及到“他爱”。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他认为，这种“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涉及一个人只关心自我，如果这种“自爱”并未造成别的后果，那么它是无害的，不应遭受非难。“一旦“自爱”有碍于普遍的善，便成为一种邪恶的东西。”[⑦]斯密对这种“有碍于普遍的善”的“自爱”进行了批判。他举例说到，即使所获之利大于对方之失，一个穷人不该去骗取或偷窃富人的钱财。“这种行为比死亡、贫穷、痛苦，比所有可能影响它的身体或外部环境的不幸都更违背自然。”[⑧]在“自爱”的基础上，人类之所以还会去关心同胞的命运，原因就在于人类还存有怜悯和同情的自然倾向。“正是更多地同情他人，更少地同情我们自己，约束我们的自私自利之心，激发我们的博爱仁慈之情，构成了人性的完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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