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是技术进步（胡鞍钢。就业形势严峻。
论文关键词：R&，D支出，技术进步，就业，后发劣势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中金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D支出，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创造就业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呈现“无就业增长”[①]。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的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进本手段，将R&D投入纳入到分析我国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格式。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实证方面D支出，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Tobin（）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②]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6）、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二）R&D投入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论文格式。
Stiglitz（1981）则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D支出，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三）国内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D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论文格式。昌盛（2005），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争论不大。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后发技术进步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技术扩散效应，争论的焦点是国外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是否具有明显的作用。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潘文卿（2003），李平（2007）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