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指出采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办法是保证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的选择。我国中职教育研究范式不断变化。综述，近三十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研究范式回顾。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现代产业化发展对现代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巨大需求与以往职业人才培养理念、方式之间形成对比。在新教育理念导引下职业教育发展呈现新局面，我国中职教育研究范式不断变化。
近三十年来我国中职教育研究成果丰硕，逐步呈现理性化、精深化特点。研究主题从以政策性解读和中职教育基本问题梳理为主题的宏大叙述转向以结构主义的微观审视。三十年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1982--1991年）以介绍国外中职教育发展情况为主；第二阶段（1992--2001年）针对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初步整理中职教育问题；第三阶段（2002年以来--）着眼于“全球化”问题的“中国中心”范式研究。
一、1982-1991：基于国外中职教育介绍的借鉴性观照
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扩大中职教育份额,适当缩小普通教育比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平行发展。[1]计划体制下教育免费制与毕业分配制度推动了中职教育的短暂性勃兴，中职教育研究逐步开展。
该时期我国中职教育研究主要着眼于国外经验介绍。论文发表，综述。迟恩莲介绍了苏联中职教育情况，通过分析苏联中职教育改革试图为我国中职教育发展汲取经验。[2]赵玮分析了苏共二十七大决议中拟定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问题。[3]马彤介绍了丹麦中专教育相关情况。[4]随后大量关于职业教育的译注问世。先后有《西德职业教育》、《六国技术教育史》、《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国外职业技术培训研究》、《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等。这些著作介绍了西方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与体制、理论与模式、教学与管理等方面知识，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提供大量信息。
本阶段我国中职教育研究相对薄弱。重在以外国中职教育发展为分析对象，试图推进我国职业人才培养能力建设、职业教育改革与国际接轨。研究尚未深入中职教育内部问题，仅仅是徜徉于其表层的“观察”。
二、1992-2001：基于经济社会结构性调整背景的初步整理
中国经济社会领域于1992年实施变革后，市场体制改革、国企改制、“双向选择，自由择业”的就业制度改革和“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高校扩招等事件对中职教育发展提出挑战。市场体制基本特征是发展市场化、机器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国企改制产生大量社会存量劳动力[5]给中职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由于就业观念相对保守，就业政策改变使得中职教育发展更加艰难。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社会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社会需求不协调，人才下行性资源浪费问题。[6]对中职教育重新认识、合理定位是本阶段中职教育研究的主要命题，这场颇具使命感的审视主要围绕下列主题展开：
第一，基本问题及困境与对策分析。较早出现的是职业教育基本问题及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孟广平以专著形式理顺了职业教育相关概念，阐释我国先后出现“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等概念。[7]赵维东分析了我国中专教育产生、发展历程及社会贡献等问题。[8]许多文章分析了中职教育面临的问题。如周文浩分析了招生“并轨”政策给中专教育带来的挑战，并提出对策。[9]骆泽敬指出中职教育发展“拐点”的出现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他强调要利用“拐点”重新定位中职教育目标，推动中职教育持续、稳定发展。[10]
第二，中职教育功能定位与对策分析。90年代早期舒景祥从地域经济发展需要角度提出应创造“民族中专”教育形式为民族地区培养建设人才，并指出中专教育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异性。[11]曹文礼思考了如何根据当地实际、实现十四大提出的培养“实用型人才”目标问题。[12]钱立群从政策制定角度叙述了中职教育定位问题。[13]
第三，教学管理问题与对策分析。刘汉江指出我国中专教育存在盲目扩招、教学硬软件不足和国家证书控制不严等问题，强调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中专教育发展。[14]李爱萍指出我国中职教育存在“应试教育”现象，并探寻中职教育发展动力、效应及对策。[15]曾宗福认为，中职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教学形式多样化、接近经济社会、接触教育革新外部驱动因素。论文发表，综述。[16]
第四，职教体系贯通问题与对策分析。论文发表，综述。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升了社会知识需求水平，中高职教育贯通问题受到关注。崔建军揭示了中职与高职、中职与普高等其他教育沟通不顺畅问题的根源，指出了中、高职及其他教育衔接的必要性和解决办法。[17]钱丽欣进行了中、高职教育衔接可行性分析，从发展高职教育、高职教育预科、综合性高中、初中后教育一贯制高职、普通高中职业预备教育、普高和高职教育衔接等方面探索衔接发展模式。[18]刘春生从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跨学科角度探讨了中高职衔接的内在规律和必然性，提出中高职衔接的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理论依据。[19]
第五，学生素质培养问题与对策分析。董玉菊分析了新时期中等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素质要求。[20]吴汝玲探讨了中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问题。[21]李湘强调中职教育发展关键在于“转变鄙薄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注重关键能力、实践能力培养。关键能力培养对于职业人才意义重大。[22]
第六，国外教育模式参照性关照。戴荣光阐述了俄罗斯中职教育发展历程。[23]顾淑霞从苏俄中职教育历史沿革和文化根基入手，介绍了苏俄“人本中心”的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24]吴昊从职教布局、教育体系和课程丰富性等方面介绍了美国职业教育实施情况。[25]鞠传文比较了美、德、日、俄、中五国中职教育，分析了办学主体、筹资渠道、办学形式、教育管理等问题，试图为我国中职教育发展提供参照。[26]曹大辉的硕士论文回顾了芬兰中职教育改革问题。[27]
三、2002年以来：基于“全球化”的“中国中心”范式
20世纪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开展的改革并未彻底完成，处在转型期的新世纪初期需要面对积累下来的遗留问题。随后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全球化”带来的首先是对大众思想意识层面的冲击。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化生产规模更大、机械化范围更广、智能化程度更高。诸多因素使得中职教育在强烈焦灼感和巨大压力下艰难发展，中职教育研究使命感强、任务艰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中职教育进行全方位的彻底认识和再整理是探索中职教育发展模式的关键。
（一）WTO冲击与反思
如何应对“入世”冲击是中职教育研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李侠业的《职业教育应对WTO的思考》、吴坚的《WTO与中国职业教育》、高翔的《论入世后政府对职业教育扶持的必要性》、李文杰的《入世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牛洪杰的《职业教育如何应对加入WTO》、肖爱芝的《WTO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及对策》、李汉斌的《WTO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杨晓浤的《WTO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思路初探》等都就该问题进行了思考。[28]孔祥富指出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将为中职教育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中职教育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29]
赵琳运用新制度主义分析工具考察了我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制度变迁问题。[30]陈嵩设计了政府宏观调控、资源现状和服务水平三方面评价指标，对我国中职教育区域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31]王利利从教育资源配置角度指出应从条件、质量、规模、就业等方面研究职业教育均衡发展问题。[32]李汝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了中等教育资源配置外溢效应模型，指出中职教育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长期不均衡性将导致人才储备缺口增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33]张德伟以国际视野分析了我国中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型过渡，中职教育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论述了大力发展中职教育的必要性。[34]
（二）关于中职教育的认识再整合 [35]
1．中职教育概念再认识问题
“职业教育”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职业教育”是指“为学生或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或工作所需知识、技能等而实施的教育”。[36]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教育形式。[37]建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新职业教育概念直到晚近才成型。论文发表，综述。杨金土对“技术”、“技术型人才”和“技术教育”等概念给予微观辨识。[38]狭义的“职业教育”是指在以机器大生产为起因的、以为现代产业体系为特征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培养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并使接受者获得现代职业意识、观念和能力的教育。[39]从认识论角度分析，运用微观分析方法重新思考职业教育问题是重构职业教育分级定位的重要基础。
2．中职教育目标定位问题
对中职教育目标重新定位是职业教育理性化发展的前提。杨金土从社会经济、个人发展需要等角度论述了职业教育社会功能定位问题。[40]郭超杰分析了中职教育发展存在供大于求的状况，提出在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需要重新确立中职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位置。[41]对于中职教育在国民教育序列中角色定位问题，孙琳指出中职教育目标是由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三要素构成的综合表述，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教育形态、社会发展诸方面对培养对象的综合要求，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类型和层次提出的新要求。[42]谢革新强调当前中职教育人才培养出现结构性矛盾、中等职业发展陷入困境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办学着眼于市场，满足经济社会需求，[43]这也是分析该问题的基点，有助于深化对中职教育目标定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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