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党、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前进方向。2001年加入WTO，让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推动我们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为经济学家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积极机制。
日趋完善的市场，现代规范化的企业制度都迫使中国企业改变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组织结构，建立激励制度，尽快提高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的适应能力，增强竞争力。体制的根本变化，商战即智战的竞争，给企业主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更好地驾驭经济这匹“烈马”，企业聘请经济专家作顾间，向经济学家“寻医问药”，广交经济学界的朋友，已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使广大百姓对经济生活的关注和参与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个人投资、家庭理财都需要经济学加以指导，对经济知识的需求使经济学家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报纸开辟经济学家论坛树立权威，电视台请经济学家友情客串，电台开通经济学家热线为听众释疑解难，对经济学家的需求增大。
（三）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社会教育机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研究和应用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阶段,而且还出版了许多科普读物与教材。从事这方面教学与研究人员也急剧增加,尤其是一些出国留学并取得经济学位的学者陆续回国;这些留学生不仅受到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而且还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所以大大推动了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
再从中国的经济学普及程度和范围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世界上一支最大的经济学学习、研究的队伍。据统计,中国每年招生的大学新生中,大约有30%左右的人选择学习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数量超过50万人。中国的学术研究队伍中,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是最大的一支队伍,每年发表经济学及其相关的论文,有10万多篇,选择经济学研究或普及作为职业者,居其他理论工作者之首。至于从事经济实践的人,那当然是成千上万。由于中国经济学具有这样巨大的“知音群体”,使得中国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以及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沟通和交流,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方法的真谛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训练,已经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积累了丰厚的素养。
良好的学术生态氛围是经济学家成长的必要的条件。近年来，学术环境的优化，有了重大的突破,政府不再为经济学研究设置这个或那个“禁区”,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研究的海洋中自由驰骋。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资金来源提供者,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有一种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降低交易成本,加大资金投入来资助经济学基础研究,资助那些在经济学创新研究方面有潜力、有发展的研究者,鼓励他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去思维,鼓励创新精神和向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种未知的假设挑战。经济学家正是因为具有丰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才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研究。
常有企业邀请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等有关经济学家就一些改革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主持的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不定期举行经济沙龙，邀请首都经济学界座谈。另外，北京大学于2000年面向全世界招聘“经济学讲座教授”。为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发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安子介先生于1991年出资设立了“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简称“安奖”）基金，这是中国经贸领域最高学术奖。2001年首届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学术研讨会10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以及全国十三个基地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2005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评选揭晓，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4位知名经济学家首捧“杰出贡献奖”，每人奖金30万元人民币。这些措施都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平台。
三、中西方经济学家成长机制比较
通过中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成长机制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经济学家的成长有着各自不同的机制。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
首先，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本土产生的；中国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大都是西方经济学家的学生（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无产阶级经济学家）。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家与政治的关系远比西方经济学家离得要近。西方经济学家自身更注重经济实践的参与，而中国经济学家则主要坐在书斋里。西方经济学家大都参与国家的经济决策制定，以自己的实践和民意调查作为研究的依据，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主要依据官方统计进行研究。
再次，西方经济学家多注重实证分析；而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则往往偏重于规范分析。在方法论上，西方现代主要侧重于定量分析，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偏向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定性分析。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背景的，而中国经济学家主要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背景。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