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中国与意大利的社会关系以及全球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取决于双边关系的客观进程，同时也取决于双方各自对于对方的认知状况。中国人对于全球治理下社区发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意大利社区发展形成的相关理论及实践进程不光与意大利的实际成就有关，而且也与中国人决心投身于社区研究的历史努力息息相关。尽管中国与意大利无论是历史文化、现行体制、还是地缘政治经济条件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是一个相互关联、客观背景类似、具有内在动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学者、精英与民众自主选择的多样性得以实现。本文选择了国际社区研究形成的相关理论加以阐释，对国内当代社会社区管理的构造进行了解析，继而提出了社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中国社区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行一些探索，同时也希望能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下社区研究的总体发展和扩大尽一点微薄之力。
论文关键词：意大利，欧洲，社区管理，全球化
自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来，意大利开展了广泛的社区发展活动，它是适应国际社会历史进程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化程度提高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处于国际经济政治全球化，全球治理多元化，当代科技信息化等背景下的当今社会，社区研究在国际上已成为一个新的热门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学术界对于社区研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它的重要性就突显了出来。
壹
中国与意大利社区研究的关系既取决于各自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客观进程，同时也取决于双方对于对方的认知状况。中国人对于社区研究的历史起步并不晚，费孝通的英文版江村经济1939年在伦敦出版。他在卷首用英文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亲撰序言，称誉其为「人类学理论和实地调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再加上林耀华、杨惫春等先后发表以单个的中国村庄资料为基础的社区研究作品。社区研究蔚然成风，影响之大，波及海内外，被马林诺斯基称誉为「社会学中国学派」（江村经济序言）。众所周知，其后中国的社区研究基本是停滞状态，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国际社区研究形成的相关理论及实践进程不光与他们的实际成就有关，而且也与中国人决心投身于社区研究的历史努力息息相关。虽然中国与欧洲无论是历史文化、现行体制、还是地缘政治经济条件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是一个相互关联、客观背景类似、具有内在动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学者、精英与民众自主选择的多样性得以实现。
尽管，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社区研究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研究实践，但是要明确指出它的起源并不容易，这也是近年来争议比较多的一个认识问题。有的学者就质疑马林诺斯基的创始人地位，提出：「诚然，马林诺夫斯基对社区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就意味着他的首创性吗？事实上在其之前，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就已对一些印第安人部落作过详细的调查，但为什么就没有人说它是社区研究的开创者」（ 舒萍，2002：75）。事实上，不能简单地以时间来确定某一学说的开端，而应着重地认识在体系上，学术上的价值来判断。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卡内罗将摩尔根列为文化进化论的古典创建者之一，国际学术界更多提到摩尔根的贡献是在他的原始社会研究的卓越著作古代社会，而不是所谓社区研究开先河的摩尔根印第安日记（1858-1862年）。正如在中国一样，最早的社区调查可以追溯到葛学溥（Daniel Kulp）在广东凤凰村的家族调查，其研究成果凤凰村发表于1925年。不过，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也并不大。
社区研究的开山之作，应该是一批人类学社会学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田野工作」的成果。其代表人物马林诺斯基认为，社会人类学者的使命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即「功能」（function）。最早的社区研究，往往采用一种整体主义（holistic）的方法，对一个小而周全的社会单位进行详细的描述，意在分析全盘的文化形态。而摩尔根对一些社区进行的田野调查，区域相对
分散广泛，没有对一个小而周全的社会单位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削弱了学术研究的优势，同时，他的社区调查基本上是旅行中的考察，因此，将其列为社区研
究的开山鼻祖较为勉强。1922年，马林诺斯基发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 of the Western Pacific）。该书首开“参与观察”方法的先河，并将它运用到原始岛屿特洛布里安德岛居民的研究中。1929年，林顿夫妇合作发表中镇（Middletown:Astudyin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通过从不同阶级的人早晨几点钟起床，谁拥有汽车全球化，如何使用，多少人去电影院，学校里教些什么，谁去教堂，牧师在教堂里说些什么，有多少女人结婚，夫妻为何离婚等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出发，描绘了一幅社区居民建立家庭，维持生计，教育后代，参与宗教和社区活动的全景图画。同时代的沃纳 （w.warner）的《扬基城》（Yankee citv），雷德菲尔德（Redfield）的《提波兰:一个墨西哥村庄》（Tepostlan，AMexican village），都具有类似的特征。这些早期的研究和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被人们称作「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论」。
近年来，意大利的学者积极参与到城乡开展的广泛的社区建设中，深入驻点调查研究，正是强调了长期的区域性调查和整体分析的方法。强调参与观察，要「钻到当地人心中」，从而「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以及它同生活的关系」，这些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贰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普特南（RDPutnam）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他于1993年提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论。定义为源于社会组织，可以促进互惠协作和合作的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关系（Putnam，1993）。近些年来，普特南及其继承者已经进一步发展了其社会资本理论。世界银行的资深科学家伍尔考克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跨越型和垂直
型社会资本（Woolcock，2004）。社会资本理论的另一个发展是认识到社会资本同时兼有正面和负面功能。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和信任等等是基本要素。处于主流地位的普特南及科尔曼将社会资本与其它资本类型置于同等地位，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独立于其它资本条件进行积累，具有独立性功能（Coleman，1990）。而布迪厄将经济资本置于基础性的地位，认为其它资本的积累必须依赖于经济资本（Bourdieu，1986）。这成为当前学者们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中的争论焦点。笔者认为由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理论由来已久，已经基本成熟，而社会资本由于实践检验的时间与力度都不够，社会资本实践尚难具有说服性的结论，因此更需要进一步实践的检验。
意大利公民社会的历史源远流长。大约1000年前的11世纪，当时在像佛罗伦萨（FIRENZE DI TOSCANA）、博罗尼亚（BOLOGNA DI EMILIA ROMAGNA）这样的地方就建立了公社共和国。存在于这种公民传统的核心的是由有组织的互惠和公民团结组成的多种多样的网络，它们发展到20世纪的合作社、互助会以及合唱团等。这些社群不是因为它们团结才变得富有公民精神，而是因为有公民精神才变得团结起来。团结的惯例和公民参与所体现的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有效的政府公共行政的前提条件。从1970年开始，意大利人在全国范围建立了20个充满活力的行政区政府，有许多积极的社群组织，这正是现在拥有公民参与和成功的政府的社群。一些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建立了富有创造性的行政工作，并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效地管理了公共事务，满足了本地居民的要求。而另一些新政府则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它们的失败在于没有效率、拖拖拉
拉和贪污腐败。现在，成功的社群就是缘于具有强大的公民参与传统，像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罗马涅（EMILIA－ROMAGNA）行政区和托斯卡纳（TOSCANA）行政区，这些地区的公民参与社群生活的原因不是庇护，而是因为公共问题的存在。他们彼此信任对方办事公正，遵守法律。这些社群中的领导人相对来说诚实并恪守公平，社会和政治网络是平行而不是纵向组织起来的。这些「公民社群」推崇团结、公民参与以及整合。而且在这里民主发挥著作用。另一个例子来自「没有公民精神的」（uncivic）的地区，像卡拉布里亚（CALABRIA）行政区和西西里（SICILIA）行政区，普特南曾用法语的「无公民心」（incivisme）一词来描述。在当地居民看来，公共事务是某些人（例如「老板」、「政治家」）的事，不是自己的事。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法律注定要被破坏，但是由于担心其它人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他们又要求严刑酷律。陷在这些相互交织的恶性循环中，每个人几乎都感到无能为力，有被剥夺感和不幸福感。所以，这里的代议制政府没有更富有公民精神的社群中的代议制政府更有效就不稀奇了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因此，更多地是要靠公共精神的秉赋，即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健的公民社会（姚永平，梁平， 2004）。
笔者认为像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罗马涅行政区和托斯卡纳行政区的地缘社群更接近于公民权力模式，而像卡拉布里亚行政区和西西里行政区的地缘社群更类似于于官僚制模式。根据笔者的研究，从意大利全国来看，地缘社群的组织形态同时兼容公民权力模式和官僚制模式，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诸多复杂问题已经很难在某一种模式范围内得以解决的结果。此外，官僚制组织的运作成本相当高昂，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政府单打独斗，而到头来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却依然如故的结果也是一个原因。更麻烦的问题是，两种模式能否有机结合，以不至于分裂，是某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还是导向一种兼具两者特征的公共行政？笔者尚无答案。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的职责仅仅是运用技术、财政和管理手段提供服务的观点已经过时，而且也无法适应当今社会提出的挑战。目前意大利政府的公共行政实践还在上述两种模式之间徘徊，未来的走向如何，目前尚不明朗。但是笔者支持的是地缘社群应该在公共行政中秉持多元价值，期待着它们能够理智地选择后者即导向一种兼具两者特征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公共行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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