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创新能力，是促进广东产业经济转型的关键性问题，这已成为广东经济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论文关键词：创新能力，经济转型
近年来，广东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关资料反映，2009年前三季度，广东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4.02%，成为抵御金融海啸的强大经济领域。然而，从总体来看，广东高新技术的创新能力低下，科技含量不高的问题却十分突出，“无技术工业化”现象也十分明显。
一、创新能力比较
1、三个国际衡量指标的对比
我们知道，国际上衡量创新型区域（国家）有三个重要指标：一是研发投入占GDP总量的比重不低于2.5%；二是科技成果对经济进步贡献率达到70%；三是对技术的依存度要低于30%。从2006年广东统计年鉴和美国、日本两国有关统计资料可知，广东与美、日两国创新能力的比较，按照上述三个指标，依次为第一项，广东1.19%，美国3.2%，日本3.3%；第二项，广东50%，美国80%，日本70%；第三项，广东70%，美国和日本都是5%；广东对外技术依存度是美国、日本的14倍。广东在IT领域的专利85%来自国外，而美国、日本则是5%。广东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IT产业的增加值率为20%，而纺织产业的增加值率则高达30%。广东设备投资的2/3还依赖进口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都要依赖进口。这样一种产业经济格局，最直接的后果是盲目扩张，产能过剩。广东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目前广东产能占GDP的70%，消费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则是“出口创汇”，要靠别人买你的产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国消化了其中的70%。如果美国人改变非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也就是先花未来钱的观念，广东的经济将立刻受到重大冲击。这也说明了广东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研发阶段并不在广东，其所产生的附加值也就较低。
我们再看一个事例。韩国的制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快速成长，到80年代成长为第三大出口产业，1990年出口创下了43亿美元的最高记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增长的制鞋业，由于在发展过程中过于依赖订牌（OEM）的方式生产和出口等原因，而未能抓住机遇培养市场开发能力和创立自己的名牌去占领国际市场。80年代末韩国劳动力成本又快速上涨，世界鞋类知名品牌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制鞋业走向衰落趋势已不可逆转，造成2002年韩国鞋制品出口降到5.77亿美元，从业人员较1990年减少80%。韩国制鞋业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乃至丧失。根本原因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过分依赖订牌（OEM）进行生产和出口的模式，以及长期忽视自我品牌创立、海外促销能力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广东正是面临着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2、“微笑曲线”的分析
众所周知，全球价值链体系（设计——制造——销售生产体系）中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细的“U型曲线”结构，通称“微笑曲线”。在价值链上居优势地位的跨国公司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汲取了产品设计和品牌销售整个价值链中绝大部分附加价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一款苹果iPod产品的成本分析显示，其299美元的零售价当中，密集型企业工人的贡献不到3美元，创造其真正价值的是概念和设计。
产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在价值链生产体系中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并被“低端锁定”和陷入“贫困化增长”，这就是广东面临的重大难题。例如东莞，得益于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迁移的首选之地，与香港形成互补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在东莞，决策、销售、设计在香港。东莞依托港资又成为全国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的重要基地。可是东莞的制造业大多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严重缺乏创新能力，这种“低端锁定”制约东莞的进一步发展，对外不具备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过低的利润空间使很多企业更愿意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而不愿意或无力投入资金进行研发、设计以及建立自己的品牌等不能立竿见影的事情上来，当金融危机的到来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整，这些企业赚取的加工费远不能抵消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在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上出现了“有动力，没能力”的现象。因而这些企业根本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除了倒闭就只有迁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区域。
3、专业人才存量的比较
我们看广东高等教育：2007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为118.5人，而德国为275人、荷兰为588.5人。2007年广东教育经费总支出1142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教育支出为575亿元）《广东统计年鉴（2008年）》，占GDP的3.67%，未达到国家提出占4%的要求免费论文网。2007年，广东有高校102所，在校本专科生111.97万人，毛入学率是25.6%。据韩国教育发展院与韩国统计厅统计，2007年韩国大学就读的学生总数占人口的6.2%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居民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31%，从业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70%。
一般来说，每万经济活动人口中研究人员数与R&D经费占GDP比重共同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据资料，2007年广东省研究开发投入达405.5亿元，占GDP比重为1.30%。而韩国2007年达3.23%，居世界第五。韩国注重技术创新发展，新加坡注重发展总部经济，两国都积聚了大量科技人才，2005年每万人中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人员分别达到119人和91人。2007年，韩国每万人中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人员达到106人。韩国认为不再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只是侧重于重要技术的引进，重点引进核心技术。而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广东，引进大量外商的直接投资，却高度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方面，服务业投资明显不足；在技术结构方面，引进技术的层次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对当地产业的关联性比较弱。
由上述分析我们明白，广东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比较尚存巨大差距。为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取了对贸易和投资实施大规模开放的政策，造就了外资全面竞争的态势，导致产业完全被挤压到价值链低端，只能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低技术生产，产业的核心技术大多不能掌握，只能依赖进口，而无法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这种“无技术工业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外资和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笼罩在无技术工业化阴影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态和资源的过度透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始终无法实现技术赶超。
二、产业经济转型考察
1、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如何考虑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广东的产业经济也经历了近30年顺风顺水的大发展。然而，广东的产业经济如今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困局。如何走出困境，实现突围，是一个关乎整体经济前景和未来发展模式的大问题。很多人认为，广东当前的这种状况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的。事实上，我们以东莞制造业为例，这种危机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当时，东莞就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民工荒”，逐步蔓延到珠三角地区，很多企业招不到足够人手，这显然是对广东产业经济的一记警钟。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部分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增强吸引力，法定最低工资的提高，也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
近几年，关于产业转型的呼吁不绝于耳，政府相继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环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业进行限制。2007年7月起，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商务部、海关总署也同时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规定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这直接引发港资企业的强烈反弹，并不断有企业倒闭的消息传出。而对出口加工型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0%左右。这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提高，而用美元支付的加工费降低，这使很多企业由原来的盈利大户到微利，甚至亏损和倒闭。
金融危机为广东产业经济转型创造了良机。在经济景气之际，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的口号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不转型不能生存时，转型才可能实现。如果我们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又全面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那么转型只会沦为口号。如果我们继续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号，继续一门心思去和外国打贸易战、满足于不断扩大出口份额，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浑然不觉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广东产业经济转型提出的“腾笼换鸟”、“双转移”是一种美好愿望。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稳住企业，是广东现在面对的难题。过去的30年，我们的体制和各级政府学会了如何招商引资，习惯了旧有模式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对如何转型、转到哪里去、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没有共识。一当危机的到来，大家就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企业没有准备好，政府也一样茫然。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是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如何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如何“保增长”。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从2008年11月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我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继2008年８月起我国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此次调整再提高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至14%，部分玩具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提高到14%。同时商务部与海关总署又发出通知，暂停加工贸易限制类保证金台账“实转”政策，以缓解加工贸易企业资金压力,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通过调整政策保出口适度增长尤其必要，但必须明确的是，广东产业经济的根本出路在转型。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东莞调研时强调的：要把中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我国经济中长远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结合起来，否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仅仅靠财政支出的帮助，即使熬过了眼前的困境，但是，未来一旦再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会因为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和调整不到位的经济结构而再次出现更为严峻的经济滑坡问题。所以，在当下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就显得十分迫切。当然，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转型经验上看，它们无不在转型之初经历过经济下滑、竞争力下降的艰难岁月。如果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果断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是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不应该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那么，韩国哪里还有机会抓住电子工业所提供的机会?如果芬兰不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放弃了依靠资源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哪能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这些经验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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