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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来看，由于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处于混乱和模糊的状态，使得拜金主义的思想蔓延，腐败现象、丑恶现象的大量滋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无所适从，使她们在扮演角色不知道该如何准确的定位自己，因而容易产生社会化的种种病态现象，比如对现实的不满或者家庭、工作中角色分担的不协调，难免会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一不小心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社会对女性期望增高与女性的相对贫困感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改革过程对人的期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包括了社会对女性期望的改变。女性不仅要做个贤妻良母，还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但就女性总体来说，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她们处于劣势位置，实现目标的手段相对缺乏。比如收入，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城镇女性人均月收入是男性收入的81.68%，农村女性年均收入是农村男性的76.6%。而社会结构的分化又加剧了男女收入上的差距，这表现在大量城镇下岗人员中，女性占多数。这都使女性的相对贫困感高于男性。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整个社会都在提倡“男女平等”，女性也掌握了一定的财产权，但是传统的经济分配制度仍然影响着女性的经济地位。男性因为自身的优势，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在传统性别模式的延续下，男性仍掌握着主要的经营权和财产支配权，使得女性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明显的处于弱势，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新一轮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泥沼中。正如法国女作家西蒙·波娃（S Desuvoir)所指出：“女人虽然已不再是男人的奴隶，但却仍然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
另外，女性就业相对困难，失业率高，不能和男性平等竞争，生存状态面临危机。这样的情况下，相对的贫困会使部分女性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会使女性产生同样强烈的补偿心理，并在补偿心理左右下，加入违法犯罪行列。
四、社会文化冲突对女性价值观的影响
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出发，女性犯罪与文化冲突有密切的联系。著名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曾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指出,犯罪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因文化变化而发生突变。犯罪是依据集体的一般变化而出现的,它既不是一个离体的脓疮也不是寄生的肿瘤,它是一个有机体,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对女性犯罪行为的理解,不能离开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必须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下进行考察。
文化冲突论是犯罪学中的一个著名的论点，由美国的犯罪学家塞林提出，他指出：文化冲突将直接造成行为规范的冲突，而行为规范冲突的一方必然是犯罪。我国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西方多元化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不断进入我国，形成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这对女性犯罪率的增加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些众多的文化冲突当中,影响女性犯罪、导致女性犯罪率增长的社会冲突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婚姻家庭模式、婚姻价值观念的冲突，二是现代与传统性意识、性心理的碰撞。女性受到西方一些性自由文化的影响，对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产生了质疑，禁锢个人自由的家庭受到了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
有资料表明，很多女性犯罪大多数与感情有关，无论是因为丈夫变心，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家庭和夫妻感情破裂的受害者，还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导致家庭和夫妻感情破裂的致害者，均承认这种现代婚姻家庭模式和婚姻价值观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让她们丧失了对美好婚姻的信心，同时，使夫妻在面临外界种种诱惑的时候，意志力薄弱、责任心消退、逃避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的机会和口实增多，从而使婚姻很容易最终走向破裂。另外，由于受西方不良文化的影响，一些女性对性的态度非常随便，与传统的保守态度截然不同。更有很多女性罪犯为了物质诱惑而出卖色相，甚至结伙作案，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性观念的变迁，由于缺乏有力的正面引导和有效的控制，再加上消极文化的腐蚀，女性犯罪率逐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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