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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语言学研究中，尽管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言语”或语言运用，而是“语言”或语言能力。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社团所遵循的必要惯例的集合。他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因此，应把语言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5］总之，“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5］《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最后这句话不只是该著作的基本精神，更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贯主张。与此相类同，乔姆斯基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把语言能力看成是人脑的特性之一。相对于具体场合下的语言运用，他更强调先天的、潜在的、处于理想状态的语言能力。对于他们的思想，布迪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索绪尔的语言学是通过对语言“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而乔姆斯基的观点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而建构起来的。［1］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强调的是逻辑和结构的优先性，从而导致逻辑压倒了实践。其核心是一种“唯理智主义哲学”，“它把语言看成一个沉思的对象，而不是行动与权力的工具”。人们接受了索绪尔的模型及其预设，就意味着把社会世界看成一个符号交换的领域，并且把行动简化为一种交流行为，它注定要被一种代码系统所破译。［1］
正是在对两位语言学家思想批判的基础上，代写硕士论文布迪厄详尽阐述了“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基于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语言的技巧，似乎每一位言说者都在使用一种公有的语言。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受到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对各种类型的资本占有等因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着对权力的拥有以及具体运用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总会在言说者的日常语言交流中，以各种变形的方式间接地流露或表达出来。因此，语言在生活中的效用，以曲折的形式折射出权力的层次性与差异性。正如布迪厄所指出，“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以及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3］他曾举这样一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如果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坐在安乐椅上，百无聊赖地读着一份周末版的报纸，对仆人说了这样一句话：“约翰，你不觉得天气有点冷了吗？”于是，仆人就会立即关上窗户。［3］毫无疑问，贵族与仆人的交流决不只是信息的传递，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表述。正如布迪厄所说，“我们绝不能忘记，这种绝妙的交流关系——语言交换——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言说者之间或者其各自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它才得以实现。”［1］由此可见，发生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各类主体——个人及群体之间的交换活动，不只是语言和信息的表达、沟通与传递。更为重要的，这种交流与言说者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 言语意味着什么[M]. 思真、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布尔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3］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4］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4/4 首页 上一页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