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过小导致城镇辐射能力差，公用基础设施的修建和服务业的供给不易形成规模效益，进而制约了城镇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一个集聚和鼓舞民心的重要任务，务必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切实增强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5]
（五）加剧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支撑能力的下降
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较低，80年代末，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维护投资占GDP的比例只占到0.4％，“八五”期间为0.8％，“九五”期间1.7％，1999年首次达到2％，2001年达到2.6％。这一比例与国外大规模建设时期通常占3-8％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人口基数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约有一千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城镇基础设施压力增大，近年来市政公用行业的发展仍然难以完全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供给能力不足，排水设施建设滞后、污水处理水平低、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投入不足，融资渠道单一，难以满足设施建设运营和维护的需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差距明显，小城镇基础设施欠帐较多；设施整体科技含量不高，影响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目标的实现。如城市绿化，严重存在着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逐步扩大，绿色空间逐步缩小的现实问题。[5]
（六）加剧城镇化用地紧张
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乡人口转移的规模是世界上空前的，因此也造成了一系列矛盾突出，而住房业已成为问题之一。面对未来10-15年城市化进程的继续加快，大批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规模扩张，由此带来的城镇建设用地紧张。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97年至2005年期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比例高达50%以上。不少城市和地区开发强度过高,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例超过30%,有的甚至超过40%。2010年和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48%和58%,在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情况下,必须从严控制城镇工矿用地过快扩张。近十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大环境为城市建设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其中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住房制度改革、小城镇发展战略、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郊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地处五环至六环路间的卫星城与乡镇是近年来城市建设转移的重点地区。在新编制的各类规划中，卫星城的建设用地增幅较大，如亦庄卫星城跨京津塘高速路向东发展，跨凉水河向南发展，建设用地由原规划的15平方公里增加到60平方公里；黄村卫星城跨京开公路向东发展；空港城原为规划2010年以后发展的卫星城，现也加快了建设进程，总占地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上述卫星城的发展规模已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50年的远景发展提前纳入发展计划。另外，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新的城市功能要求新的城市空间，如：海淀北部地区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向山后的发展，新增生物科技园等科技园区建设用地约23平方公里。同时，乡镇建设用地也有较大增加，特别是在规划范围内的一些中心镇，享受小城镇建设试点政策，中学语文论文规划建设用地与人口比例增涨幅度很高，规划范围内的规划乡镇建设用地达到了255平方公里。[5]
（七）加剧城市生态失衡
城市生态可分为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少数城市生态不堪重负“急速”的城市化而导致“四大”负面效应（热岛效应、温室效应、污染效应、拥挤效应）的现实问题。另有少数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而盲目发展，从而破坏了城市的自然生态。2003年，全国70%的城镇缺水，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城市年产生活垃圾1.5亿吨,有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部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且城市工业用地比例偏高，住宅、商业服务及交通、市政用地比例偏低。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生活设施短缺、交通拥挤等问题，扭曲了城市的经济生态。还有少数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与保险、公平待遇及2000万流动儿童的成长等问题，都对城市的社会生态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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