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革命者将落后的根源归因于“不觉悟”时，促进民众“觉醒”就成为革命的重要目的。为了造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要确保“一个政党，一种声音”，[31]也必然走向个人崇拜。在众神“死亡”的情况下，只有将领袖当做神一样崇拜时哲学论文，才能够使得当时所选择的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能够畅行无阻，也就是说，一个精神共同体才得以运行。
孙中山是被推上“神坛”的“先行者”。在逝世前，他就被尊称为“国父”，逝世后则出现了孙中山崇拜。国民党利用国人对孙中山的爱戴、崇敬与祭奠的社会心理，有意引导和设计，一步步将孙中山造就成“完人”，孙中山的学说被教条化和神圣化。例如，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神化孙中山，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儒学化，称“总理是集合四千年来文化的大成”，“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结晶”。蒋介石经常在采取重大政治或军事行动时，宣示这是秉承总理遗教，告慰总理的灵魂，使孙中山崇拜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如蒋发布北伐誓词称：“我们要完成总理的遗志，必须要求大家紧记住这几句话；我们的总理，还照临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我们已看不见总理，然而总理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必须协同一致，必须为完成总理之志愿而奋斗！”1930年，中原大战获胜后，蒋介石又声称胜利首先“赖总理在天之灵”，其次才是“前后方各同志的努力”。在总理遗教被定为国家根本大法后，任何对孙中山学说的批评与质疑均属违法，都给予以打压和取缔。[32]
蒋介石也深谙个人崇拜的力量。国民党围绕着蒋介石的造神运动也是令人吃惊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就已在重庆响起。在“国府迁台”以后，人们被要求早上要背《蒋总统嘉言录》，还要唱《蒋公歌》，到处竖立铜像，以致蒋介石身后，台湾留下了四万多座“蒋公像”。然而，人造的“神”毕竟与人物的政治行为具有内在矛盾，无法进入民间的信仰体系，看似精致的精神共同体依然貌合神离，光环很容易消褪。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神化与崇拜也走向了极致。毛泽东从解放战争中的“人民的大救星”和“红太阳”走向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的光辉形象以各种艺术手段表现着，他的著作为每个单位、家庭和个人所拥有。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哲学论文，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除了在名称上的差异外，此时的个人崇拜与宗教仪式、程序和热忱已经相差无几了。其实质是，在宗教被努力驱逐出公众生活之后，领袖崇拜成为“短缺宗教经济”中的一种“替代性宗教信仰”。 [33]
从重建精神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出现这种领袖崇拜的现象又属必然。其实质在于，要使崭新的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得到低成本的实施，除了采取与神灵、狂热结盟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所采取的许多行动，不仅试图打破现存的权力结构，而且试图改变古老的中国价值体系，扯断构成禁忌的最基本的社会纽带，包括试图用公社取代核心家庭，用对毛主席的忠诚取代对亲朋师友的忠诚，用社会主义的“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苗”，用“交白卷”来替代考满分，等等。
然而，这种最极端的构建精神共同体的努力也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终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毛泽东逐步“走下神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发展成为硬道理”，推动着社会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但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信仰缺失”呼声日益高涨，显示了精神共同体的重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之中论文格式模板。
六、待探索的制度-信仰契合模式
在重建精神共同体的过程中，不能说中国的传统宗教没有进行过创新努力，然而，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以来制度变迁的波动太大，宗教的创新步伐难以跟上；另一方面，各大宗教自身缺乏对制度演进方向的足够把握，在知识和能力上积累不足。再加上社会环境的动荡，宗教管理政策的剧变，使得宗教与制度、社会的结合只能在局部、表层进行，无法深入到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上来。
然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变迁，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各宗教呈现出新的局面。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2001年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哲学论文，其中基督教徒超过1000万，后半个世纪，为前一个世纪增长总和的十几倍；天主教徒400万，比1949年前增加了100万；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人口1800万。”“宗教界人士还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7万人。”[34]不仅如此，各宗教组织也在教义上、功能上、组织形式上都努力地与时俱进，寻求发挥积极作用的途径，在影响信众，服务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表明，宗教在改革开放后的“复兴”和大发展，已经为精神共同体的完善准备了必要条件。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开端于辛亥革命的中国精神共同体重建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从世界上主要的政教关系模式来看，主要有政教合一型、政教分离型、国教型、国家控制宗教型。其中，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模式下，才能够使宗教信仰及其实践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宗教市场形成有效竞争，宗教管理进入法治化轨道，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宗教信仰才能够通过信众行为而不是通过政府与特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相契合，人们自愿积极地认同并服从特定的竞争规则与获胜准则，从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获得稳定的组织收益。否则，尽管可以通过行政强迫来实现信仰统一，要求信仰与制度契合，比如，极端的政教合一模式。但不是自由自愿的宗教信仰选择，最终无法达到降低制度实施费用的效果，强制的精神有机体是难以持久的。
探索制度-信仰契合模式并不意味着转型后的制度只与某种特定的宗教相结合。相反，只要宗教在教义和伦理道德上积极与转型后的经济、政治体制相适应，就能够被人们选择，成为精神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台湾地区为例，从1980年后各种宗教发展不再受到以往的一些限制。在“解严”后，宗教自由逐渐恢复，特别是在1989年“人民团体法”的制订与施行，给予民间组织团体比较充分的自由，宗教团体数自此有极为快速的增加。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虽然所秉承的文化渊源有重大差异，但在主要教义和伦理道德、实践方式上有了显著创新，大都能够与经济政治制度实现相当程度的契合，通过服务社会、影响社会，为精神有机体的建构提供重要支撑。中华文明圈中的这些成功经验显然值得参考哲学论文，为未来的制度-信仰模式构建提供借鉴。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劳德·阿克顿曾说过：“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他还提出，“历史关系着生，宗教关系着死。它的诸多作用和精神非吾侪所能知。”回首百年，投身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大批热血青年舍生忘死的言行历历在目，中华文明所经历的起死回生的艰难过程也耳熟能详，着眼未来，需要深入理解历史和宗教的诸多作用与精神，以便更深刻地明白革命所蕴涵的生的意义和死的价值。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或其替代品从未间断过。虽然许多社会科学家也看到了宗教现象，但近代以来往往将宗教看做是错谬的和有害的，是反常心理，是精神疾病，是封建迷信，注定会衰亡的。这些偏见遮蔽了人们考察历史演进的视野。具体论述可以参见：（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第一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17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5]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6][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第10-11、46-4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7]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第46-47、4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8] 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哲学论文，第12、37、13、14、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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