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辛亥革命前，促进从旧制度向向新制度，从旧的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向向的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的转变的收益和代价变化更为显著。一方面，人们对新的竞争规则——国际上获得平等地位和国内获得平等身份（消除满汉歧视、阶级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收益期望越来越高。收回企业权利和收回铁路运动都反映了这种期望论文格式模板。另一方面，革命的代价在日益降低，人们不仅对清王朝失去信心哲学论文，也开始在心理上和实际中不再惧怕这个威严的皇权，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就是明证。消除外国侵略和实现工业化的收益将多个阶层和群体联合在一起。城市改良派的上层阶级、投资于新工业的绅士地主、学生、商人、工人以及农民，大都期望在制度转变中获得更大收益。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大多数阶层不分男女或实际参与革命行动，或予以物质的支持。这显然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而非某一阶级的革命。
显然，很多革命的参与者尚未认识到这次革命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改朝换代”有显著不同，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数千年来，中国人将革命理解为“天命的改变”（change of mandate），这是能够被儒家平静地视为永久合法性的行为，它与革命（Revolution）是不同的。当孙中山1895年看到在日本词汇中所赋予革命一词新的涵义时，他才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党”的首领。“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象印在脑中了。”康有为则意识到：中国的“汤武革命”是一件平常的事，它是革一个王朝的命，与革古老中国的命是多么地不同！[19]
在革命之前， “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国不可一日无君”已经成为思维定式。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等级制度顶巅的最高代表。但辛亥革命后皇帝却被彻底地取消了，新的统治人物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革命的结果会引发感慨：“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20]显然，对于辛亥革命作出成功或失败的评价要取决于所持的角度。
为什么皇帝被打倒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颁布了，却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得不回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精神有机体这个命题上来。辛亥革命虽然将精神有机体瓦解了，将旧制度推翻了，并提出了可替代的新的制度框架，但却无法在短期内为这新制度找到相契合的信仰支撑。也就是说，一个稳定的新的精神有机体并没有建立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宗教信仰的状况。“随着清王朝皇权的瓦解和宗法制度的坍塌，国家宗教祭祀典制也即告结束。象征皇权尊严的神权不复存在，祭祀天地、太庙、社稷以及日月先农等国家宗教祭祀大典一概废除。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思想家集中批判了“君权天授”，“称天为治”的传统宗教观念，提出“革天”、“辟天”、“革神”的口号。”[21]孙中山先生曾明确指出：“帝制时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于国家，直视为自己之私产；且谓皇帝为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睿聪明诸说，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无上，甚或托诸神话鬼语，坚人民之信仰。中国历史上哲学论文，固多有之”[22]，现在是民权时代，“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23]
从各宗教的状况来看，尽管有一些宗教界人士积极参与革命，但无论从宗教组织还是宗教教义来看，均处境艰难，无力承担辅助制度转变的重任。佛教失去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许多寺院萧条废毁，社会革命运动亦使部分寺院改作他用。道教成为落后的宗教迷信而遭到有力批判，日趋衰落，其长期赖以维持生存的宫观田产也受到冲击。基督教在民国期间十分活跃，但众多信徒中，“吃教”者人数众多，社会影响也有限。各地分散的民间宗教盛行，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在官方或民间，天灾祈神、迷信娱乐，迷信宣传等宗教及迷信活动均很活跃。[24]地方性的庙宇依然遍布城乡各个角落，成为一般民众获取精神安慰的场所。
然而，革命的洪流已经浩浩荡荡地冲击开来，在“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迈气势中，很少有人会在意重建精神共同体的艰难过程。即使人们“意识到传统社会伦理是业已消失时代那种条件的产物，但他们又缺乏一种创造性的能力，无法用一种迎合更加复杂、更加流动的社会秩序需要的形式把它们重新阐述出来。”[25]因为，新的制度规则所需要的并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和形式，它所需要地是新的教义、新的伦理道德和新的生活态度。这些说教不仅要能够对人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权利差异、分工差异和生存状况、发展状况加以合理解释，而且还要求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和崇拜。
五、漫长的重建过程
在精神有机体没有重新建立起来之前，人们对于制度与信仰的选择就不会停止论文格式模板。通常而言，这两者在新的层面上未能实现契合的情况下，会演变出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面对已经确立的新制度，直接应用或改造应用旧的学说或信仰来重建；第二种可能是将新制度无法良好运行的原因归结为旧文化或旧信仰的阻碍，试图完全将旧文化或旧信仰清除掉；第三种可能是旧制度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此时旧信仰也“借尸还魂”地得被人为造就；第四种可能则是新制度渐进地转变发展，新信仰也几乎同时地自发地生长发育。
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激荡中，这几种可能情况先后都出现过。站在“大历史”的视野来看，这是一个古老的精神共同体被瓦解后必然出现的漫长的探索和重建过程。在探索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高昂惨重，经验教训不计其数，处处滴着泪和血。类似地，现存的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26]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血与火的蜕变过程。[27]中华文明当然也无法例外。从重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百年来在这片大陆上发生的种种大事件衔接起来加以理解。
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官员和知识人非常清楚自己所生存的精神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被瓦解后哲学论文，他们虽然对于新制度并没有敌意——因为他们本身也积极地推动社会变革——但是他们对于旧文化和信仰的破灭却深感惊恐，因为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托。为此，他们试图从旧文化和信仰中寻找到与新制度相契合的依托。这一努力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将孔教定为国教的努力。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马上提出了一个“虚君共和”的设想，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依托，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的后裔是最合适的选择。孔教会的人认为：“儒教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订宪法时，陈焕章、梁启超、严复等人便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提出了“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的要求。[28]
康有为和孔教会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有趣地是，为什么这些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要提倡儒教，而不是以复兴儒学或儒家的面目出现。这一看似微妙的差别恰恰反映了他们其实很清楚，只有对超自然的信仰才能够起到维护特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作用。作为一个神灵的孔子显然要比作为一名教育家或哲学家的孔子的影响力要大得多。然而，孔子是不是神灵，并不取决于康有为的论证，而是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认可。
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曾经让孔教会看到过一丝希望。许多人不解，为什么在为袁世凯称帝摇旗鼓吹的人物中不仅有文化大师杨度、严复、刘师培，也有同盟会的骨干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虽然看似荒唐，其实也反映了这些传统知识人对于重建精神共同体的一种努力，在看不到新信仰的情况下，他们总试图从旧制度中恢复旧信仰。可惜，在新制度已经成为共识的情况下，袁世凯既做不成“真龙天子”，也做不成华盛顿。简单说，他缺乏华盛顿所具有的信仰。缺乏了神灵的监督，无论谁取得了极权，都难以真正做到自我束缚。
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孔教会与心怀野心的军阀的同流合污表明了儒家与专制、愚昧的难以分离,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更令他们痛心地是，从袁世凯死去的1916年后，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暴力的日益增长与政府的无能成正比，社会上到处充满了阴谋、贪婪、背信弃义和暴力活动。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就成为了一种以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为核心的继续革命。
新文化运动在开端之初，主要宣扬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权利。从1916年2月发表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起，《新青年》等刊物上连接刊载了一系列反对孔教的文章，如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从1917年开始，《新青年》批判的面更广了：“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忠、孝、节）哲学论文，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29]”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状况。作为一个外部的观察者，庄士敦写道：“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正当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显得不再荒唐时，她却开始在自己许多儿女眼中显得怪诞……我们曾希望尽己所能说服他们，他们的哲学荒谬、艺术幼稚，宗教邪恶，诗歌平庸，道德粗俗，习俗混乱；然而现在，当我们一大半人都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时，他们却令人大惑不解地坚持认为，我们几乎完全正确。”[30]
在先进的知识阶层之中，虽然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但却忽视了或者找不到支撑民族精神世界的新体系。传统宗教被唾弃、被批判，改头换面的儒教也得不到认可论文格式模板。在理性至上的思潮中，即使当时最杰出的知识人也没有看到宗教所具有的正常社会功能，更无法前瞻传统宗教的演进前景。他们所想做的和法国大革命时所做的很类似，即人为地构造“科学”、“理性”的“宗教”。例如，章太炎发挥佛教唯识学说，主张建立无神的宗教；胡适则欲建立理智化、社会化的新宗教；蔡元培设想用美育和哲学来代替宗教。但这一切都行不通。因为，没有了超自然信仰为内核的宗教就不复为宗教，得不到信众的追随，也就无法具备应有的社会功能。
当宗教被当做“沉舟”之时，革命却在“扬帆”高进。在缺乏信仰的融合和支撑下，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的演变更趋“混沌”，新的旧的此起彼伏。虽然革命的目标和理想更为激进，革命的手段更为暴烈，但国家平等、人人平等、自由竞争的新制度却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暴力的竞争规则已经取代了曾经羡慕和设想的经济政治制度。当战争结束时，政党和国家取代了皇帝，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阶级出身取代了曾经的血统地位，成为进入社会的资格。为了适应不同阶段的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新的信仰和神话被制造出来，以求达到社会运动的特定目的或者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精神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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