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出现了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型群体——农民工。农民工媒体报道缺陷。媒体起着为我们构建外部世界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媒体报道，缺陷，构建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中国社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型群体——农民工。民工潮从1979年起步，经历1984年到1993年的重点延伸，1995年以后进入全面推进阶段。[1]据统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突破 2 亿，今后 10 多年还将有更多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些涌入城市的农民，成为城乡二元结构冲突的最突出表现。[2] 媒体不仅有力地参与了农民工形象的建构，而且其所持有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解、认知农民工的模式，同时也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定义，并可能成为其行为举止的参考规范。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农民工问题日益突显，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社会身份在社会各个领域受到的种种歧视和排斥，从报纸、电视到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更加使农民工的不利处境日益恶化。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近几年，农民工报道在数量上与日俱增构建，究其原因不外乎该人群数量的庞大、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农民工本身的特质赋予的新闻价值等因素。但是，在日益增多的农民工报道中却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传媒在关注着该群体，为该群体的合法权益呼吁；另一方面在报道中却存在着偏见、歧视和冷漠等现象。[3]
农民工群体的媒介镜像直接影响着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认知，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资源配置。农民工在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由农民工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目前，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在报道规模、报道质量和议题设置上存在着话语权萎缩和媒介镜像被污名化、妖魔化倾向，加深了社会主流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成见，也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
一、农民工媒体报道缺陷
（一）报道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十分有限，以农民工为目标受众的报刊、广播电视栏目数量很少，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信息生产与消费需求不成比例。据统计，我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农业期刊仅187种；有报纸2000余家，但以农民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据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统计，现在全国的省级农民报仅有17家，这些省级农民报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发展中的困惑。在广播电视方面，虽然中国的电视市场日益扩大，但是农村电视节目所占有的份额却在缩小，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数电视台的农村节目比例都在相对下降。[4]这与当前正在蓬勃涌动的民工大潮以及国家对农民工的高度重视显得极不相称论文提纲怎么写。农民工群体的信息流量与流向在整个社会信息系统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媒介表达领地在不断萎缩。话语权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有无媒介话语权是衡量农民工能否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标志。由于媒体对农民工关注较少，农民工拥有的主动话语权非常有限，话语空间异常狭小。
社会支持的主体结构是一个由国家支持子系统、群体支持子系统和个体支持子系统组成的结构系统，媒体在此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媒介环境几乎取代现实环境的现代社会，对于在媒体中极少出现的社会弱势部分，是无所谓正义可言的。媒介镜像是新闻记者对现实世界的重塑，通过农民工媒介镜像与农民工生活现实的比照，可以折射出当前农民工群体在媒介社会中的处境。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日益淡薄农民工群体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弱势，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体的条件和能力，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意见领袖，缺乏传播声音的平台，最终可能陷入普遍的失语状态。媒体话语权的失衡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信息鸿沟，信息鸿沟的扩大反过来进一步恶化经济上的贫富差距，造成新一轮的社会不公平。随着农民工群体的集体性失语构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与沟通就失去了可能，和谐社会也就失去了建构的基石。[5]
（二）报道污名化、妖魔化
大众传媒对于社会文化建构和影响不可低估。媒体文化产品往往“涉及到互不相容的团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斗争都在媒体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商业性媒体）的文本中搬演出来。[6]在近几年来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有关农民工的报道数量最多，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报道议题设置，媒介中的农民工予以媒介定型。定型指的是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一种与其代表的真实情况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固定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另一群体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7]
首先，对农民工报道的污名化。污名化是指某一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于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在城市中普遍产生了对农民工污名化的现象，农民工被贴上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标签，似乎这些已经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在这些报道中，“农民工”一词往往与一些恶劣的、不良的和负面的行为与事件相联系。一些媒体在对农民工的相关报道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轻视农村、轻视农民的不良观念，习惯于反映农民工的落后和愚昧无知，报道的口吻不是蔑视、冷漠，就是煽情、猎奇，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对农民工的新闻歧视。报道的农民工新闻以负面和冲突为主。媒体起着为我们构建外部世界的作用，但是许多媒体如果为吸引受众注意力，对农民工报道一味以负面和冲突为主，将会影响人们对于农民工的形象构建。
其次，对农民工报道的妖魔化。妖魔化是指媒体故意在新闻报道中丑化、矮化报道对象行为。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滋生出的犯罪问题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伴生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和谐的声音。基于历史的原因，农民在农村的一些正常生活方式转移到城市中，就成了不好的习惯，再加上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恐惧”，媒体因其特有的快速大量传递信息的作用，可以把社会流动和变革思想传播给其他成员。但是在放大器的作用下，原本正常的东西也会被变形和扭曲。每一件以个体农民工为主角的事件，通过媒体的描述和渲染，明显地涂上了群体性的色彩。[8]从媒体实践来看，对农民工的妖魔化策略主要是通过对其负面形象的突出表达和常态化报道来实现，放大的是有关农民工的性饥渴、裸睡、欺骗、强奸、抢劫、讨薪、讹诈、偷窥、械斗等负面信息。这种“妖魔化”定型，不管是作者有意或无意的，在客观上都隐藏着一种话语的暴力，包含着服务于建立和支撑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两大身份群体相对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之意义，是现实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反映。
（三）人文关怀缺失
人文关怀是一种人本文化、人文情节，强调对人的尊重、理解、关心和爱护，重视人的作用发挥。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首先是对人的价值、尊严以及社会公正平等的倡导；其次是媒体报道构建，尊重受众、了解受众，尽力满足受众的需求。毋庸置疑，媒体有力地参与了农民工形象的建构，作为一种社会文本，媒体再现的农民工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解、认知农民工的模式，也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定义。媒体报道往往就事论事，缺少对人的关注。许多媒体在有限的农民工的报道中，常常停留新闻事件的表面，报道领域也总是集中在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几个领域，没有做到对农民工整个生存状况作出整体反映。比如：每年的春节前后，农民工在异乡工作辛苦工作一年，准备回家过年，这时农民工的工资清欠、春运情况、来年的培训和就业等问题成为社会突出问题，这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报道的重点题材论文提纲怎么写。同样，秋季的开学前后，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以及成长问题成为该时期的热点问题，媒体也加大了报道力度。而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工作环境、情感经历、解决农民工实际困难等方面的议题内容还很难进入媒介的视野。[9]
理解活动开始以前，都带有某种根据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心理期待，都已不知不觉地预先设定了理解对象的应有面貌。这种预先设定事物格局的心理定势非常顽强，它常常把理解的车轮导向理解者本人所期待的方向。由于心理预设因素的干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常常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再说简单点，人们看到的东西往往都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10]因此，媒体从业者在获得和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会受到自己的态度、情感和某种“心理预设”的影响，所报道的新闻难免会出现不真实、不准确的问题。对农民工关注不够，采访不够深入，报道总是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由于农民工在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许多媒体常常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没有把农民进城务工者作为受众考虑，没有为农民工建立起表达心声的空间，没有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多报道农民工学习、工作、生活方面的进取和进步，可以给人们提供指导、增强信心。本来对外界信息就缺乏有效的接收渠道和接受意识，如果媒体又不能为农民进城务工者提供充分表达心愿的传播渠逆，久而久之农民进城务工者必然成为被现代社会所遗忘的角落。农民工利益表达的载体稀缺，媒体的浅表化、模式化记录导致农民工社会角色的类型化以及受众对农民工形象错误认识。
二、农民工媒体报道构建
（一）加大报道力度
重申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的责任是十分必要的。身为社会之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协调农民工报道的数量，加大农民工报道的力度，开拓农民工正面形象的报道，满足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多方面的信息需求，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话语表达空间构建，发挥大众传媒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首先，媒体应增强策划意识, 全面、公正、均衡地报道有关农民工的新闻信息, 宣传解读政府相关的政策法规，提供各类服务信息，还可刊登农民工来信，尽可能表现出农民工群体在社会总系统中的真实位置，确保新闻的真实性。不同时期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系列报道或深度报道，比如围绕农民工看病难、就业难、子女上学难、出行难等严峻问题报道, 造成一定的宣传气势,产生显著的宣传效果。媒体报道不仅要把政策宣传与解读做好，还要多采用预测性、背景性报道，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信息，如就业、技能培训、春节前后交通信息等。其次，媒体不仅仅应该借助舆论力量帮助他们争取生活工作环境,还应该从根本上帮助农民工群体尽快摆脱于社会脱节的现象,使他们尽快学会自我保护、自我争取利益。媒体除了给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在城市劳动就业、出行落户等实用信息外，还应该给农民工多提供一些适应城市生活的实用信息。只有走进农民工的心灵深处，才能更好的为他们服务,使他们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第三，新闻报道是写给受众看的，记者是为受众而传播新的，受众效益即新闻报道的传播效益。我国社会主义闻传播的一大要求，是新闻报道要面向大众，服务大，满足大众，让大众通过新闻媒介认识自己的利益和务，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声音。在社会弱势群体的背后，还有一个特别关注他们的会群体，这是一个数量比社会弱势群体要大出许多新闻受众群。再从社会心理学看，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象，是关注弱者，同情弱者，声援弱者，这是中华民族一个心理传统，也是一种传统美德，在当今仍然有相高的认同感。因此，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报道总是能引起大家议论纷纷，引起广泛的共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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