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案例：大规模“农转非”的福利经济学分析_规范分析-论文网

三、”农转非”的福利博弈可能性

有鉴于此，无论福利经济学的内在冲突性，还是从土地流转（户口的“农转非”）的实际情况看，“农转非”的过程并非一路赞歌，也并非全是荆棘，重庆大规模“农转非”的事件到底能够带来怎样的社会效果，使用福利经济学的三大定理重新进行梳理，以最大可能地衡量“农转非”的福利博弈后果。

（一）“三大定理”对“农转非”的阐述

1、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它是指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作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场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是否能够实现这个条件，需要明确5点：①经济主体指的是谁？政府、市场还是农民；②偏好良好的假定需要准确定位。政府的偏好是社会福利的增进还是政绩工程的显摆，区位不同的农民对“农转非”的偏好是良好还是一般，甚至厌恶；③再分配的价格未必是均衡的，如果是均衡的，难道一定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吗？其中需要指出的是价格问题是否就如福利经济学所阐释的福利计量手段，价格就成为“农转非”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是怎样衡量福利是否改进；④需要强调“再分配”的趋向性。“农转非”的实质过程就是大规模地再分配社会资源，尽力克服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性，但这只是主观要求，能否如愿还需要3个环节：一是政府意愿；二是农民预期；三是执行机制。只有三个环节遥相呼应，才能真正实现这个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存在被扭曲的风险；⑤“农转非”过程没有终结之前不存在帕累托最优。既然是“农转非”，其内在隐含条件是社会福利分配不公、农民福利受损，要转就要消除所有与农民福利受损的环节、过程、结果和制度。所以，这个“转”的过程永远都不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只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弄清了这5个基本判断之后，进入第二、第三定理实证性地解读重庆案例。

2、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它指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它证明的是，每一个帕累托有效的配置，都可由某个初始配置通过市场竞争得到。第二定理能否应用于“农转非”的阐释呢？也就是说①“农转非”是帕累托效率吗？如果是，为什么还要“农转非”；如果不是，就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是否正符合了要通过行政机制（宏观调控）来实现呢，未必完全尽然；②市场机制包含什么需要界定完全，政府推动的“农转非”是不是与市场机制完全无关，如果不相关，转而使用行政管理学的纯理论知识就可以做出阐释。但是如果相关，关联度有多大，哪些行为应该被认识是市场机制的组成部分，哪些行为又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哪些行为又与市场机制无关，纯属政府行为，必须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和界定，这对“农转非”至关重要；③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还是政府所做的一切使人们的某些初始总量再分配。它关系到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谁的核心话题，当经济活动的主体市政府时，“农转非”就变成了征服单方的“政治表演”，即使这个“表演”是为了取悦观众（农民），让观众受益，也有可能会变成独角戏。当经济活动的主题是农民时，没有政府的参与，要改变某些初始的总量分配是万万不行的。由此可以推知，大规模“农转非”的过程绝不是农民推动的结果。当经济活动主体是政府和农民时，事情就变得容易的多，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是能够生效的。

3、第三基本定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五个条件必须具备：①对于任何一套给定的个人偏好，存在一个与之相应的社会福利函数；②“正向反应”假设，即个人的变化不会影响社会的宏观选择；③“无关方案独立性”假设，我们的选择不应该受到那些不相干的可选方案存在的影响；④非强加性，社会集结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体偏好，可以得一个选择的排序；⑤假如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把他的偏好强加给了全社会，那么这个人就是独裁者。第三定理是一个福利博弈过程的价值判断，应用到“农转非”实践当中去，可以如此判定：①“农转非”的个人偏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非常偏远的穷苦农民，转非后没有任何损失可言，只有改进可能性；二是靠城边比较近的农民多数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在考量土地收益、财产保值增值的幅度与受损的风险；三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农民，对“农转非”认识不足、评价不够、情况不熟致使他们持观望态度，并且一定会呈现左右摇摆的概况；个人偏好总体上大致可以把握，要做到“给定”是有难度的；②“正向反应”基本上不能成立。大规模“转非”过程中若是少量个体（占相当少数的人，或者说概率不超过10%，只是一个估计）的合理尚且可以说“个人的变化不会影响社会的宏观选择”，；然而，“加总原理”告诉我们，随着“多数”个人偏好的变化就一定会影响“社会的宏观选择”；③“无关方案独立性”假设一定会失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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