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中国性别传播研究的主题是以中国视角关注中国问题的性别传播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户籍制度，问题，对策
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一项涉及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中国社会生活之基本形貌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开始探索改革户籍制度，但一直以来收效甚微。因此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公民的户口问题，对于保障人口的自由流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户籍制度的内涵
户籍制度是随着国家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各级国家机关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编制。历史上它是统治者征调赋税、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人口实行道德教化、经济管理、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所以，在任何国家里，户籍制度或相关的户口登录及人口管理制度，都是最基础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手段，同时，也是任何一个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社会公共政策的基础性依据。
中国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与管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常规人口登记和上报制度、居民户口或身份登记及管理制度以及与户口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和迁徙等方面社会经济管理制度。[1]
从户籍制度产生的历史来看，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登记制度，如我国的人口调查统计；二是管理制度，即人口合法居住地的管理。以此来分析中国的户籍制度论文格式，可以对其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2]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助性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可见，我国的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登记制度，它承担着一些其他的社会功能：区分了城乡户口的差别，对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人口流动进行限制，和不同的户口类别相对应，有不同的福利标准。正是户籍制度的这些附加功能使得户籍制度与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
现在我们使用“户籍制度”这一词汇具有了不同层次的三种涵义。第一，即最狭义也是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应当叫“户籍制度”，是依法收集、确认与提供个人的身份、住址、亲属关系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制度，它有优劣差别却没有对错区别，不应当、也不得去责骂，反而需要依法科学加强，以服务于全球一体化条件下的信息社会。第二，目前行政体系中的户籍制度，可以叫“户政制度”，它包括最狭义的户籍制度，还包含由相关部门以行政方式决定公民是否有迁往某地合法生活的“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它形成于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状态，有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而亟待改革的问题。[3]第三，国内外关注、很多人责骂的户籍制度，最好叫“户口制度”，是包括一切运用狭义户籍制度来管控社会的各种制度的总称、是社会不公现象的“总根源”。
由于本文认为的户籍制度改革最根本的是改掉户籍关联的种种利益配置不公现象，所以文章中所分析的“户籍制度”，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和使用的这一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应该包括与户口登记和管理相联系的行为规则、组织体制和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综合。它不仅包括现行的有关户口登记、户口迁移和“农转非”的限制措施等行为规则层次上的户籍制度，也包括实质利益层次上的直接关系到，甚至决定着个人受教育、职业、收入、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或不平等的利益配置。
二、建国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可否认，现有户籍制度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计划经济物资缺乏的岁月有效地将人口控制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避免了大批流动人口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使国家能准确地及时地掌握全国人口的分布、增减和变动情况，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计划地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贯彻统筹安排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调配，以及节制生育等等重要政策措施，提供人口资料。即便是在居住与迁徙自由不断地被众多学者提出的今天，户籍管理制度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完全抹杀的。然而论文格式，时至今日，户籍制度显现出来的更多的却是负面的作用，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确立市场经济地位，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需求必然要求改革一切不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制度设计，其中当然包括户籍制度。审视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不利于城乡统筹的消极影响。
1、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我国的户籍制度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也相应地被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而与户口紧密联系的是一系列福利制度。在短缺经济时期，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改革的深入，有些依附于户口的福利、特权已经废除或者正在淡化，然而因户口导致的就业待遇不平等、享受社会保障的差别、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以及观念上的歧视依然存在。这些都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背道而驰。具体表现在：
第一，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就业待遇不平等。众所周知，由于受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务工和谋生非常困难，他们不仅面临就业的巨大压力，还面临着政策、文化甚至是道德上的种种歧视。多年以来，大量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并非出自制度的引导，而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驱动。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了贡献但是得不到应有的价值肯定。
第二，户籍制度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我国现行户籍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表现在城市和乡村教育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同，投资不同，办学条件和教师质量不同，因而教育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农家子弟一般只能在附近村庄上学，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质量普遍偏低，而中心城市的学校，教学设施较好、师资力量强大，情况要好得多。虽然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城读书，但是由于没有本地户口不能在该地区进行高考等，现实中的这种巨大差别，决定了农民子女和城市子女的受教育的不平等。
第三，户籍制度带来社会保障上的不对等。与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相关的社会保障主要是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需要通过单位或个人缴费才能够获得资格；社会救助是面向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从社会保险看，它难以覆盖到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不仅是因为这些人口灵活就业的特点，也来自于当前现收现付体制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得农民工不信任政府，缺乏缴费的信心。从社会救助看论文格式，因为户口的不同享受的保障也截然不同。对于城市低收入人口，包括新迁移人口一旦由于种种原因丧失获取收入的能力，其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却仅仅限于本地户口的当地人享有。农民工是享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从住房方面看，我国城市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其适用对象都是本城市、具有户籍的低收入人口。无本地户口的外地人均不能购买当地的经济适用房。
2、现行户籍制度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首先，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无法参与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无法形成国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如此，一些发达地区还以户籍的方式排斥外地劳动力。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和有效地流动，也就加剧了部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这一差距越大，总体上的生产效率就越低，经济的增长就越慢。
其次，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启动。大量涌人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及社会地位，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他们投身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目前有数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打工，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经济学的终身收入假说指出，人们在消费时，通常是按照其稳定的或终身可得的收入作为其预算约束。如果工作不稳定，其储蓄倾向就高。所以，在城市短期滞留的人口不愿将其收人过多地用于即期消费。
最后，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差别急剧拉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近几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倍以上，如果将城乡居民收人的计算方式，包括税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还远远不止3倍。据估计，现在有1.4亿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由于其农业户口，无法享受社会福利和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其他权利，社会暂时对农民工身份界定不清，保障不利，不少用工单位将民工视作“二等公民”。有关专家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万元人民币，而农民工年平均工资仅为6000至8000元人民币。[4]而这极大影响农民的收入论文格式，城乡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3、现行户籍制度已不能对我们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
事实上即使户籍制度存在，仍然有大量农民持农业户口迁入城市，其户口留在农村，造成了严重的人户分离现象，使户籍的作用失效。大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其根源在于大城市现行与户口相挂钩的社会经济政策，导致原籍在市区的居民在迁居郊区的时候不愿意将户口迁走。
在中国，“流动人口”基本上是指居民的长久居住地发生了改变，但是户口却仍然保留在原居住地。1982年，中国流动人口综述达到657万[5]，占当时人口总数的0.66％。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向农民开放，1987年流动人口迅速增值1810万，1990年则增至2135万。其后，这一数字迅速增长。大量的人户分离，使得一部分人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增加了我省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增大了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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