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传统解读《狂人日记》的时候，作品的革命化倾向始终没有被回避，这也造成了我们对这部作品解读的局限。而本文从两个角度：狂人形象出现的必然性，《狂人日记》的隐喻意味，从摆脱传统的革命化的解读角度出发，来分析《狂人日记》这部作品文本中的潜在隐含的意味和结构，并从一些不同于以往模式的解读角度出发，得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分析结论。
论文关键词：狂人日记，革命化解读，反思，隐喻，青春期
引论：对狂人日记的再思考
《狂人日记》作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总是被解释成为一种反封建的新文学的典型，狂人的形象历来被作为一种觉醒者的形象加以解读，一直是以一副革命者、启蒙者的样子出现的。总之一切的解读都是以革命为名义，以反封建为标杆。我们不能说这种解读有多少的错处，只是我认为这种解读的方式是一种已经被政治化，概念化的一种方式，虽然不是错误的解读，但是绝对是有失偏颇的。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奉为经典，其必然有着很强烈的空间和时间的存在能力，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从空间的角度上看青春期，在当时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脱去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从中解读出宏大的主题或是普世性的价值观，而《狂人日记》这部作品之所以可以被成为经典，其原因也在于此。
所以在解读《狂人日记》的时候，我们不妨跳出体制来，把鲁迅还原成一个作家，尽力去发掘其中的超越时代以及体制之外的意义，这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作者试图传达的主题，从而从文学本身的意义上来解读《狂人日记》这部作品。即便是结合了时代背景，能不能发现一种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共性也是一项重要任务。概括起来，追求文本的普世意义，追求作品的这种内在的超越时代的价值，也就成了解读作品的中心环节，甚至成为解读作品最终极的目标之一。
（一）“狂人形象”出现的必然性
尽管作者在作品中似乎有意识地反复强调“吃人”这个概念，但是这种“吃人”的心态毕竟是狂人病理化之后的产物，浸透了狂人的主观度测，进而推出“一切都是吃人”这个最为终极的观点杂志铺。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社会的文化惯性层面上面的东西，当“狂人”以一种病态的精神的面貌闯进了社会的文化惯性层面的时候，自然也就觉得周遭的一切很是威胁而且四处碰壁了。可以说，“吃人”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上的一种强大的文化惯性。作品看似直接的揭露社会，其实事情远远复杂得多。在读者看来，呈现的是一种负负得正的效应青春期，反而把问题简单化了。
薛毅、钱理群二先生在《<狂人日记>细读》一文中，曾经谈到如下观点，《狂人日记》实际点明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吃人欲望的真理，而这一点为读者所难以接受。[①]作品中，狂人的犹疑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徘徊在“吃人”还是“不吃”之间的惶惑，可以说，这种惶惑正是主人公试图摆脱这种文化惯性的“原罪”的尝试，而这种“原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处于社会之中，不断的受到社会的文化惯性的浸染而造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似乎还带有一些原罪救赎的意味，只是救赎之道在主人公，或者说是作者看来不甚了然，因为自己，以及任意一个已经进入社会的人无一例外的带有这种“原罪”，连亲人甚至于自己，亦不例外。来报荒的佃户是“未必不会吃我”[②]，诊病的何先生是“刽子手扮的”[③]，认为亲哥哥要吃自己而发出“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④]的感叹，而自己亦是一个“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⑤]。
狂人，或者说是作者，并不寄希望于有着“吃人”历史的人能够实现自我救赎，洗刷自己与社会俱来的这种文化惯性上的“原罪”青春期，因为在我们本身的文化体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原罪”的概念，所以这些有着“吃人”历史的人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么顺理成章的，只能寄希望于没有受到这种“原罪”侵蚀的人，只有这类人可以无视这种社会潜在的这种文化惯性，跳出这种文化高压的强迫。归结起来，这种人大体只有两类，一是狂人，一是孩子，因为只有他们，是没有接受到这种文化惯性的浸泡的，但孩子终究会长大，染得一身所谓“原罪”。
那么，这个角色只能由狂人来承担。因为，只有狂人可以肆无忌惮的批判既成的体系，在成人世界中毫无顾忌的冲击着铁屋子。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狂人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是“吃了人”的，那么，连狂人都已经不再是无罪的了，在这样一个成人社会当中，也就没什么是无罪的。
但是，狂人这种迷狂的本质决定了他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只能作为一种盲目的破坏者而存在青春期，破坏之后的建设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孩子这样一个形象上。但是，由于社会潜在的巨大的文化惯性，孩子这个形象始终处在这种侵蚀的边缘，而正是这种边沿的状态，这种可能的侵蚀和新生的希望的交错，构成了整部作品在主题上深刻的反思意义杂志铺。
所以，综合以上种种，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必须是一个狂人。我们以往总是着力于研究狂人这个形象是不是真疯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不管主人公是真疯也好，假狂也罢，只能以这种形态出现，不会存在第二种假设。
（二）《狂人日记》的隐喻意味
在传统解读《狂人日记》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总是将这种狂人内心感到的恫吓归结为外在的封建礼教的弊害，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其实是狂人内心固有的信仰发生崩塌以后，对于外界事物产生的一种迷失感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面讲，我认为《狂人日记》潜在着一层“成长的阵痛”的潜在隐喻。狂人，是一个处于文化上的青春期的青年的形象。其在未经社会文化打磨的准童年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但一旦进入社会，则所有社会的阴暗面，对于既成规则的不理解则立刻取代了原有的浑成的心理状态，我们不妨称之为童年心态被成年心态的取代过程，在这样童年心态被成年心态取代的重大的心理落差之下青春期，产生了巨大的失落、迷茫与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便是狂人心态的一种由来。而这种童年心态对于成人心态的屈服与沉沦之间的挣扎，也便是这部作品中狂人的迷茫之所在。而当这种沉沦彻底完成的标志，便是“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⑥]的实现，这时候成人心态已经完全的实现了他的支配地位，童年心态的消失，也便是这种康复的代价。
而且，这种意义并不止于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面来看，如果狂人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整体的文化状态的象征的话，这种迷狂的样貌，也正是这样一种新旧文化交替之中的民族文化心态的彷徨的象征，因为旧文化的吃人与新文化的未知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一条文化裂缝，而这条文化裂缝，也正是当时那个时期文化的阵痛的由来，可以说，狂人的疯狂象征着当时新旧文化之间的那条空白的状态，及其带来的阵痛之感。甚至于《狂人日记》其他许多派生的解读，也是由此而来。
实际上，《狂人日记》存在一个关于成长的潜在线索，而其中这种成长的落差，也正是狂人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狂人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体制之外的人朝里看朝里走的视角青春期，就像是在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站在体制外面的没有利害影响的孩子的视角。这种体制之外的审视，往往又是无比正确而且一针见血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狂人实际作为了一个思想的解放者角色的原因。
在这条成长这条隐形线索上，这部作品建构了一种典型的二元世界的对话的意味。《狂人日记》本身就是在狂人世界与常人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是人和兽这两个世界之间铺开的文本杂志铺。而契机便在于这种文化上的青春期现象。在这种空白的迷失当中，狂人开始自觉地把相似的东西关联起来，狼和“海乙那”之间的关联是兽性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性的，通过赵家的狗作为桥梁，在人与兽之间建立了一种伦理和价值判断的混同关系，从而成功的将人际间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兽性的表达。在狂人世界里，人的道德理念或者说人际的行为种种，无不是以一种兽性的方式存在，表现出了一种很强烈的破坏的欲望，这种与其说是革命的破坏性，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上的青春期躁动。
与此同时作品中的种种象征，无不是这两个世界对话的桥梁，亦无不是为了表现出这种文化空白期的倒错含糊混淆的心理，彻底打破了文明和野蛮的界限，彻底地将狂人臆想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等同起来。这个意义上，狂人作为一个能够毫无顾忌的说出真相的人，和觉醒者已经可以划等号了。薛毅、钱理群在《<狂人日记>细读》里面也曾经提到了这种观点：“狂人有着多重指涉力，反复指涉力。在常人/狂人与大众/先觉者之间青春期，存在着一种转换的可能，在常人世界眼里，狂人与先觉者是可以等同的，可以全部归入疯狂范畴。”[⑦]
在作品的世界中，这种双重世界的界限始终是混淆的模糊的，人与兽，狂人与常人的价值观在激烈的碰撞当中显得愈发的矛盾尖锐，恰逢文化新旧革替的时间节点，作品显示出了一种对于美与丑这样的一个重要命题的反思意识，或者说是关于人性和人际关系的终极的审视、思考与关怀。而救救孩子的呼声，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狂人作为一个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挣扎的形象，其实也就是从一种文化上的孩子的视角，对于越来越多的出现这种文化青春期的孩子形象的一种警醒的呼告。
参考文献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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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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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竹内好：《鲁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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