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姚苧田在《史记菁华录》中对《史记》中补叙这一叙事手法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姚氏言语较分散，但理论之中已经呈现出对现代叙事学中叙事时间这一理论的回响，本文特就这一点略加分析。
论文关键词：史记菁华录，补叙叙事时间，一维性，多维性
（一）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的应试文体八股文对写作规范要求更加严格，促使文人致力于文章写作技巧的挖掘，也更加积极于文章写作方法的追求，这就出现了评点。而《史记》的评点是明清评点中的一个热点，明代《史记》研究重逐篇评点批注，即评点、评钞；清代《史记》研究则重在考证、评论、缉评方面。据学者统计明代评点《史记》有80多位，清代有300多位，可见一斑。
《史记菁华录》是清代众多评点本中的一本，《史记菁华录》的编者是钱塘姚祖恩，他的卷首有一篇《题辞》，末书“康熙辛丑七夕后三日苧田氏题”，卷尾有一篇跋，在末题词“辛丑长至后三日阅讫题此”。关于编者姚苧田的生平，在卷首题辞后还有吴振棫为《史记菁华录》作的一个短跋：
此本为吾乡姚公祖恩摘录，此携之入黔，中丞善化贺公见而善之，命校勘刊行，以惠学者；道光癸卯五月，钱唐吴振棫识。
由此，我们可知编者姓姚，名祖恩，别号苧田氏，籍贯浙江钱塘。关于编者姚苧田的生平及其它信息，在有关史料没有找到其任何信息，就目前而言，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作为《史记》评点本之一的《史记菁华录》，它的评点内容，有对文章叙事手法的总结，有对文章特点的总结，有对人物的评价，有对表现形式的分析。在评点过程中，姚氏对文章叙事手法等的总结与当今叙事学研究的某些理论有着惊人的合拍之处，这是其吸引笔者的地方所在，但姚苧田的理论论述又比较分散，笔者特就其对补叙这一手法的总结进行分析论述，以让更多的学者认识姚苧田和《史记菁华录》。
（二）
《史记》作为叙事性散文，它是以时间作为话语境的，时间是历史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对于历史来说，一切以时间为开始，一切又以时间为结束，不可能与时间分开。作为历史叙事文本，是历史叙事者对历史时间的一种操作，[①]我们知道，历史时间是一维性的，具有不可逆性，是自然时间的一种流失。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却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在同一历史时间内，会有不同的历史事件发生。如1910年，在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一维性，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在苏联，十月革命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在写一部世界历史的话，叙事中的时间形式就应该是两条以上的线性时间。一个历史故事发生在A线上，一个历史故事发生在B线上，这样历史故事发生的时间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立体的了。同理可得，《史记》“汇先秦以上百家《六艺》之菁英，罗汉兴以来创制显庸之大略”，[②]叙事时间是由上古至两汉这样一条线性时间组成，但其中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则是多维的、立体的时间。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大都采用了时间一维性的直线式的叙事方法，即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在某一历史时间。但我们知道，同一历史时间还发生了不同的历史事件，这要怎样表达呢？司马迁在《史记》中打破了时间一维性的叙事方式，在叙述过程中介入另一条线性时间，使历史时间多维性。他在以正常的时间顺序为根据叙述的同时，有介入补叙和插叙等方式，使之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使整个历史事件的叙述更加摇曳多姿。[③]司马迁的这种叙事方式在当今学者的叙事学研究中也多有提及，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如中国台湾学者李纪祥这样分析：历史叙事中往往是用情节来表现面貌的，在情节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角色，他们共享同一共存的线性时间，但在作者叙事时，却必须要在笔法上分开呈现，先述A再述B，或先述B再述A，这样，就会出现叙事时的两条线性时间；更何况还有C角色，D角色……因此，叙事文本中的叙事时间应是：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性时间所构成的复杂线性时间。[④]在如何叙事出两条以上的线性时间上，李纪祥认为在叙事当中可以打断一条线性时间至另一条线时间，采用插叙，倒叙，补叙，预叙等手法，这样一来，叙事文本就能对多元人物、事件等进行描绘。
（三）
司马迁打破了时间一维性的叙事方法，而间加以插叙、补叙的方法，同时以时间顺序为主体的叙事方法也别具特色，多姿多彩，如总叙、原叙等。苧田氏在《史记菁华录》的评点过程中，对这些打破时间一维性的叙事方式和以时间顺序为主体的其他叙事方式都加以圈注，并在旁批中指出这种叙事方式的作用和妙处。对叙事方法的关注和总结，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些叙事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不同定位，这是对叙事时间的一种间接的回响。现就补叙这一叙事方法重点加以说明，以呈现苧田氏对叙事时间的模糊认识。
对于补叙，姚氏在选本中共圈出七处论文范文。所谓补叙，即回头叙述先前发生过的事情，这是叙述者对故事的有意安排，可以把故事中的一部分或绝大部分在必要时进行补充叙述，补叙多是对叙述中省略，或故意遗漏的事件的补充。目的在于填充故事空白，或交代事件起因，或解释结果的形成，或对已发生的令人不解的错误进行修正。
在《越世家》中，陶朱公之中子因杀人而囚于楚。朱公欲遣少子负千金救少子于楚，而其长子欲以死来请求其父允许其负千金赴楚救弟，朱公不肯，乃尔其母言：“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而先空亡长男，奈何?”朱公乃不得已而遣长子赴楚，并为书一封，遗故所善者庄生。待其长男负千金至庄生家，庄生嘱咐其长子速回，其弟将速出。而长男窃以为庄生欲以此千金贿楚国重臣。在此时，补叙发生在庄生家一件事，及千金至后，庄生谓其妇曰：“朱公之千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后庄生在闲时进见楚王，告楚王，曰某星某宿，欲害楚国，楚王须以德为除之。于是楚王决定赦朱公之子。朱公长子听到赦免的消息后复见庄生，欲取千金，庄生许。而庄生之子不知道庄生之谋而耻笑其父，庄生恼羞成怒，复入见楚王，曰有传言说王收朱公长子之千金而赦其弟，王大怒，令杀朱公之中子，朱公之长子持其弟丧而归。苧田氏在此补叙庄生家一事后评点到：随手补家中事，敏甚。[⑤]也就是说他认为此处的补叙非常的妙。苧田氏指出这里的补叙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与此前朱公欲遣少子儿不欲遣长子赴楚对应，道出朱公疑虑之原因；二是此处的补叙，也是中子不得赦的原因，长子为人重财必误其弟之生死。显然他对补叙的重要性是有所察觉的，一句“敏甚”已足以体现其价值。
《信陵君列传》中，在昭王进兵围邯郸，平原君夫人请魏王及信陵君救赵之前对“魏安釐王二十年，昭王破赵长平军”一事进行补叙。这里面的补叙，苧田氏点注到：倒补一笔，见其兵势之重。也就是说，此补叙的首要作用是说明赵国当时军事危急，而在旁批中，苧田氏又批阅到：赵惠王与魏安釐王，二国之主也，而为平原、信陵之兄，一当日时事言之一维性，固一而公子为政，然国家安危之大计则岂有不仰重于王者？看史公从二王卸到二公子，渐渐引下，无一毫痕迹，真叙事神品。也就是说，苧田氏此事已注意到这里的补叙赵国形式之危这一笔，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目的在于突出信陵君的独特人格魅力，突出战国群雄逐鹿的形式下“士”的铺张扬厉和人格魅力，照应传主的身份地位。
《匈奴列传》在冒顿东击退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后补叙到“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⑥]苧田氏在此批注到：补一笔，好理方周匝，不但为中国占身份也。姚氏认为此处的补叙一方面理清了冒顿在东西南的兵势，另一方面解释了冒顿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是因为楚汉交战，无暇顾其。这样就保全了汉的面子，如果汉全力击匈奴，冒顿决没有这样的势头，字里行间透露出司马迁对汉的尊严的维护。
《李将军列传》中，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良久乃许行。出塞后，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出东道。在李广自请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徒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后，补叙大将军卫青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勿令当单于。苧田氏在此补叙后批注到：补写此数语，正是前“自请行”，“良久乃许”之注脚，文法明暗入妙。[⑦]苧田氏认识到此处补叙正是不让李广出击匈之故，也是前“弗许”、“良久乃许行”的原因，与前文的叙事形成对应。
综上所述，《史记菁华录》中，苧田氏在评中指出的补叙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与前事对应，或为后事之因，或为前文之故。补叙在整个叙事文中是贯彻一致的，是在一维叙事时间背景下，为满足历史叙事的立体多维性而荡起的另一丝波澜，对原有的一维叙事进行丰富，以满足历史故事发生的多维性、立体性。
① 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
②⑤⑥⑦⑧ （清）姚苧田：《史记菁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
③纪丽真：《<史记>的叙事话语：追求和创造整体艺术效果》《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④李纪详：《时间的历史叙事》，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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