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庚子事变这场血的教训把“传教士问题”推到每位在华传教士面前。1907年基督教传教士百年大会上，来华传教士整体对“条约保护”政策明确表明了其批判的态度，并提出了“忍让与克制”这一响亮的口号。
论文关键词：百年大会,传教士问题,忍让与克制
1、感谢中国政府往日对传教士及教徒的保护；2、表示当前撤消'保护传教'法令的时机未到，但鉴于“条约保护”政策其本质是不公正且易被传教士及中国信徒滥用，因此大会警戒所有传教士今后在遇到迫害或不公正待遇时务必要保持“克制与忍耐”；向中国政府呼吁帮助只是最后的计策，即使那样也要认真作好切实的调查工作，以保证“保护传教”政策不被滥用。3、重申传教士只负有道德和灵性的使命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4、要求传教士在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注意使教会不被革命所利用，不要造成反对政府的不忠诚行动；5、请求官方在文件中取消'教民'的提法，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基督教徒是另一种百姓，这就容易因对教徒的歧视而引起冲突；6、提请中国政府区别对待基督教与天主教。7、大会向上帝祈祷诚恳地祝愿中国的改革事业将取得成功。
1907年大会与前两次大会的不同点是：该次大会针对会议重要议题都通过相关决议，决议的用词是经过会议成员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和认真的讨论而通过的，决议虽不产生法律效果，但因为是在传教士最高级别的会议上产生，因此在每个传教士心目中，它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所以从这次大会上看，它针对“传教士问题”通过了七条决议，足以看出此次大会对该问题的重视。
会议对这些决议的每一点进行逐条解释，决议中第一和第七条以诚恳地语气向中国政府往日对传教事业所提供的保护予以致谢，并对中国的改革事业表示支持和祝愿，这些虽是微不足道，但作为决议被单独列出，这足以显见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向中国政府公开地表达传教士集体的谢意和祝愿。
大会对“决议二”的阐释 决议中尤其是第二条，是大会上讨论时间最久也是讨论最深入的决议。来自丹麦信义会的鲍尔维认为，条约里写着“保护基督徒不受宗教迫害”，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混有一些其它非宗教成分，甚至有些案件连宗教的影子都找不到，纯粹是中国教徒借基督教传教士的威望在欺压百姓。因此无法做出裁决；条约保护政策还给了中国人这样一种心态：“传教保护”政策给传教士赋予了一种官员身份和形象，基督教是与政治连在一起的，是权利机构的附庸，它是邪恶产生的根源，它孕育了一批“吃教者”，使信徒在精神上产生对权利的依赖，致使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国人不愿加入基督教，这不利于中国人接纳基督教的心理；而且条约保护政策让中国政府的臣民在本国的土地上去接受外国人的保护，有一种在自己家里还做不了自己主人的感觉，这原本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轻蔑和无声的抗议，这会让中国政府更加排斥传教士和本国基督徒；中国政府虽然法律赋予“条约保护”政策，但那是在武力逼迫之下的不得以，实际上的态度是“明为保护、实为暗防”。基于这些考虑，鲍尔维认为“条约保护”政策是不可实行的。
他还说，当有信徒确实受到迫害或不公正待遇时，除了向外国领事馆、地方官员申述之外，还有更可取的方式如：可以通过祈祷企求上帝的帮助，或通过语言安慰受伤害的教友；有必要时还可以用钱或物品安慰他们；通过我们传教士自己受冤屈的诉讼案件告诉他们：受冤屈的不仅仅是本国信徒，更有西国传教士与他们一起经受磨难，而不去向政府申述。这种途径还能帮助磨练教徒坚韧、虔诚、吃苦的基督徒品格。而且还能帮助教会驱除伪善的基督徒、是辨别真假教友的很好的途径，同时也向中国信徒传达要树立一种自立精神。被冤屈时一味地依赖于外国人而不去企求上帝这也有悖于基督教的原则。这是十分有害的，不利于基督徒灵性生活的培养。也许有人认为，即使传教士放弃领事馆的帮助，他们仍然能自动获取领事馆的特权和优势。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真的。但只要传教士能长期如此坚持下去。他们的诚意便最终得到中国人的理解。
鲍尔维还以他们丹麦路德宗的经历作为例子，在华的丹麦路德宗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寻求过任何保护，13年来在这种未受保护的状态下的传教经历虽是历经艰辛，但确实以他们13年来的诚信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认同和赞誉。
丹麦传教士鲍尔维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个别会员如：来自汕头的汲约翰、来自长沙的任修本，来自上海的何斯德和富斯德对决议第二条的润词稍有微词之外，与会会员几乎是完全赞同这七条决议，决议被一致通过。
“忍耐与克制”的主题 “忍耐与克制”是1907年大会上针对传教士问题时反复强调的口号。会上他们一致达成共识：今后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中国基督徒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与迫害时他们将尽量采取忍耐和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与中国政府和当地老百姓发生冲突。
会议鉴于以前确实有不少传教士包揽词讼干涉中国法律，从而使中国信徒因入教而能为害一方横行乡里，借着传教士的支持而为所欲为，引爆民教冲突。大会明确规定：日后凡有涉于词讼官司的时候，传教士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要保证所接的官司一定是教徒受迫害的事件，这一点一定要保证。否则一定不要受理。而且有的地方还明确规定：年轻的传教士不准参与这种词讼事件，或者说必须得获得老一辈传教士的许可或认同。因为年轻的传教士在处理该类案件时普遍被认为容易感情用事容易激动。
如果案件确实被证实是教徒或传教士受迫害或不公正待遇，那么也得采取理智的方法和途径，不能卤莽行事。会上很多传教士认为最好是不通过外国领事而直接与中国官府联系。原因是：
有些地方官员多次交代有事直接找他商量，不要去找领事馆。领事馆本身性质上就有外国领事干涉中国内部事物之嫌，这样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很多麻烦和经济上的开销，更有情感上的伤害。与中国政府直接打交道要比提交案件到领事馆或道台更有效果，与地方长官直接面对面地交谈是对中国主权、对中国官员的尊重。尊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这样他们才愿意为案件做客观公正的调查以致得出公正的裁决。这会比向道台汇报效果也要好得多，因为中国道台会因个人的偏见而歪曲案件过程，这会影响长官们处理案件时的心态，激发他们对基督教的恶感。
中国政府官员的演说 这次大会为了听取和采纳多方面的意见，还特意邀请了唐露圆道员代表两江总督端方到会演说。这位道员首先表示在他的演讲中可能有同传教士不相同的观点，但无意冒犯在座的任何人。它认为100年的传教史是喜忧参半的历史。传教士是为信仰所驱策而来的，但是劝人为善的理想是并非某一民族或某一教派所独占的，中国有自己传统的劝人为善的理论和方针。传教士作为一名外国人往往一到中国就以地位优越自居，践踏中国人心中的崇高观念，盛气凌人地教训中国人。唐露圆还不无讽刺地说，基督教辅音所宣传的是聪明像蛇，驯良像鸽子，即使中西双方在观念、见解和方法上有分歧，也不该诉诸武力。最后，他建议传教士通过两条途径促使传教的目的得以实现：1、传教者应该同他周围的人群有更多的思想交流；2、放弃传教士自命的优越感，也许传教士并非自觉地有优越感，但在中国的西方人举止中却比比皆是。综观唐露圆的这篇演说词，应该说是公正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在这传教士百年大会上，邀请中国政府官员发表演说词，而且被邀请的中国官员是位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人，他的演说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上却道出传教士骄似蛮横的嘴脸。直接来自中方官员的观点至少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的传教士形象，而且是当众宣读，这足以让百年大会上传教士做集体认真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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